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我随着我所在中学校的同学们，一起到四川省洪雅罗坝公社，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欢迎会上，公社干部把队里的干部们给我们作了介绍，那个晚上，会场上人太多，谁也没有记住，只记得队长叫杨文传。我被生产队的社员蜂拥着，挤出了公社会议室。
离开罗坝公社大院。我和饶开智被夹杂在光荣一队前来迎接我们的队伍中，疲疲沓沓地踩着田间小路上积水和泥土，走上了将要到达的生产队路程。当天晚上，我就到了光荣一队，队里为我们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
整个队里的男女老少聚集在一起，家常米酒加上红烧肉，炒油菜苔，外带长青菜和萝卜湯，大家其乐融融地在一起，吃了一顿很丰富的晚饭，然后社员们都各自回家休息。我和饶开智赶紧打开了行装，铺好床，找来几根干树枝，蹲在灶坑前，再添上一点儿柴，烧好一大锅热水，借着灶前的火光和灶坑内的余温，费力刮掉粘在鞋上的泥土，抠除掉粘在衣服上和裤腿上的泥点，洗完脸和脚。上床休息……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亮，我拿着洗脸盆，顺着一条青石板台阶小路，来到一个井台前，借着打井水洗脸刷牙的间隙时间，颇有兴致地观察着我的小木屋周围的环境，井台的周围都是冬水田，冬水田里满灌着水，形成一块块水汪汪的一片片梯田。田坎上生长着绿油油的青草。一条石板路从田坎之间穿过，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力。
这里的地势起伏不大，眼前山间那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随着台阶两旁的地形变化，梯田逐层拔高，向上延伸着。开始抵达错落起伏的山丘顶部，眼前绵连不断的山丘连接着后面起伏跌宕的巍峨群山，远远望去，丘陵后面远处的巍峨群山顶上，悬挂着长长的两条银白色的瀑布，瀑布上下的落差起码超过两三百米，飞流直下所表现出来的气势，令人感到万分震撼。它所爆发出雄伟的阵阵轰鸣伴随着山谷里的回声传得很远很远。
眼前到处是顺山势而筑起的层层梯田，因为是在冬季，所有的梯田里都灌满了水，在黎明的曙光映照下，闪烁着银白色的光亮。水面上倒映着四周巍峨秀丽的绿色群山，远处有十几只白色的鹭鸶鸟在水田上翩翩起舞，还有一行白色的鹭鸶鸟翻动着双翼，排列着整齐的队形翱翔蓝天。为碧绿色的巍峨群山平添一番画卷。用山清水秀来描绘着此地景色，一点儿也不夸张。
饶开智的右腿有严重的残疾，两条腿不一样长。行动很不方便，到了生产队的第二天就感到无法适应。小木屋门前弯曲曲的石板路上的那十几步台阶。竟成为他每天都必须面对的拦路虎。他出门没走多远，上下台阶时，两只脚的受力点不一致，有严重残疾的那只脚一接触到台阶上的石板，就会钻心地疼，疼得他浑身直冒汗，根本无法行走。昨天晚上，从罗坝公社到生产队的这一路，就把他有残疾的那条腿折腾得很够呛。队里的欢迎会结束以后，他就躺在床上，蒙着棉被窝哭了一个晚上。天亮以后。他的情绪稍微稳定了一些。
就在这时，生产队长和学校工宣队及带队的赵雄老师，他们都来到我的小木屋，焦急地看着倒在板床上疼得直打滚的饶开智。他们经过了短暂地协商。立刻做出决定：把饶开智马上返回成都治疗。反正他原来打算也是先来看看。能适应就留下，不能适应就赶快回去，最关键的有利条件是：他的户口还没有下，干脆把他弄回成都，让他直接回家算了。
于是，饶开智同学就由两个社员用滑竿抬着，还有两个社员帮忙扛着饶开智同学的行李，跟着学校工宣队及带队的赵雄老师，摆开一路长蛇阵，沿着一条弯弯曲曲地石板路，浩浩荡荡地离开了生产队。先回到公社，几天以后就转道回成都了。
我独自一人默默地站在村口的石板路上，呆呆地目送着学校工宣队及带队的赵雄老师，护送着饶开智前呼后拥地离开了生产队，眼巴巴地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望着他们踏着那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逐渐地消失在麦苗青青的广阔天地尽头。我的思绪也跟着他们飞回了成都……
面对着这两天来跌宕起伏的巨大变故，我感觉到：我的命运实在是太糟糕了。真是靠山山崩，靠水水流。原以为依靠着班上的老同学，到乡下，从体力上，陈永华可以帮助我；没曾想我被他抛弃了。昨天晚上才认识个饶开智，虽说有残疾，但是毕竟住在一个小木屋里，可以在一起说说话，不会那么孤单。可是饶开智也被迫返回成都，离开了生产队，昙花一现般地从我眼面前消失了。生产队里又剩下我孤单单的一个知青了。
过了好一阵，我这才心事重重地转过身，回到我的小木屋里，顺手关上了房门，开始忙着收拾被刚才弄得一片狼藉的房间。不料队长却在这时候又折返回来，敲开了我的房门，一把拉着我走下石阶，踏上村里的石板路，走东家，串西家，告诉我，谁家是干部，谁家是贫农，谁家是下中农。谁家是中农，当然也要必须得告诉我，哪家是富农……。
走来走去的忙碌了一个上午，脚也走酸了，眼看就要到中午了，队长突然对我说“你马上跟我去罗坝场去赶场，我们队里准备要给你填置一些儿农具，先买一把锄头用着，以后用着的时候在添置。”
临离开家的时候，妈妈曾经再三告诫过我，到农村以后，一定要听队长的话，别犟嘴。所以，我一声不响地跟在队长的后面，走在丘陵河谷狭长地带中，一条弯弯曲曲起伏不平的乡间石板路，石板路很窄，队长走在我前面的石板路上，开始我想努力和他并排走，石板路旁边的杂草路上还有一个接着一个的泥水凼，我试着踩着那些泥水凼凼的中间连接部分往前走，但是不行，如果要那么走，就得不停地从一个坑沿跳到另一个坑沿，我试着连续跳过20多个泥水凼后，感觉到这种跳跃式的走法实在吃不消，只得老老实实地跟在队长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完5里多漫长的石板路，总算来到了罗坝场。
这个罗坝场，我们昨天晚上就都来过了，只因当时是在夜间，经历一天的鞍马劳顿，我们都感到心力憔悴，只想早点找个地方好好休息，谁也没有心思去想弄明白，这条街到底是啥模样。这大白天就不一样了，还在约两公里以外丘陵平顶缓坡三叉路口的石板路上，就看见了罗坝场沿街的木板结构门板房成一字长蛇般延伸开来，远远望去这条街的确不算很长。
我们踏上罗坝乡场镇的街道，很直观地感觉到这街道很窄，街道地面上满铺着大大小小很不规则的青石板块，不到4米宽，街道（我们暂且就把称它为街道）两边是一家连着一家的门板铺面和居民住家户。除了一家国营的小商店和一家国营小食堂外，街道上还有一个邮电局，一个林业站，一个兽医站，与国营食堂相邻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小面馆，其他很多房子门板铺都开着不大的木板门，店面上摆着一小把、一小捆的焦黄焦黄叶子烟，修理犁头的配件、卖各种农具和杂货的小店，一家紧挨一家，沿着街道两旁，连成两条蜿蜒的曲线向前排开，街道上挤满了来自十里八乡赶场农民老乡们。
在公社大院门口，遇到了昨天分配到同一公社的初68级同学，他们和一群当地农民装束的人在罗坝街上。大家争着握手，尽相诉说着各自生产队的基本状况，为了便于以后有啥事，相互之间便于今后联络，纷纷把自己所在生产队的名称地址，和自己的姓名告诉了对方。我把饶开智同学的情况向各位同学简要述说一番，大家免不了都摇着头长吁短叹地感慨一番，为饶开智同学这次经历百感交集。
与同学们分手以后，我紧跟着队长身后，在满大街都是揹着大喇叭口竹编背兜的人群中，时走时停地挤来挤去，终于在一个铁匠铺门前停下了脚步，队长在铁匠铺门前的小摊案板边，用手不停地翻来翻去，最后选定了一个锄头，转过身来问我：“小石，你来看一下，这把锄头如何？”
很明白，队长是在给我买锄头，而且现在，他正在向我征求意见，我的确搞不懂，也不明白什么样的锄头才算是好锄头，只从印象上感觉到这把锄头的模样还看得过去，在直观的感觉上看起来，似乎是有点大。我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那里的规矩是，锄头论斤卖，拿上盘秤称了一下，足足五斤重，队长直视着我，不放心地又追问一句“小石，你拿得起不？”
当时我心里想，已经十七八岁了，也应该算是男子汉了，未必连五斤都拿不起吗？再说不管拿不拿得起，都得拿。绝不能让别人瞧不起。便随口应声答道“不就是五斤重吗？小意思，没问题。”
回到生产队，队长找来一根一米五左右的青杠杂木锄把，给我安到今天刚在罗坝乡街上才买的锄头上，五斤重的锄头，就这样沉甸甸地落到了我的手上。
当天下午，我扛着这把五斤重的锄头出工了，生产队里在队长家后面的山湾湾里改土修梯田。队长拉着我，给大家做了介绍，然后开始用锄头挖土，用木杠抬石头构筑梯田。开始我自以为还行，没有啥特殊感觉，双手紧握着锄把，鼓足力气，挥动这把五斤重的锄头，一下又一下地挖着山坡斜坎上褐红色的干粘土，没过半个钟头，就有些吃不消了，
队长可能给我安锄把时，木楔没有顶紧，铁锄头突然脱落飞了出去，引起了大家友善地哄笑，一个高个子社员走过来，接过我手里的铁锄头和青冈木锄头把，捡起脱落在地上的木楔子，蹲在地上忙活了好一会儿，重新给我安好了锄把，又拎起锄头的木把末梢，在一块大石头上狠劲地杵两下，便顺手递到我手里，笑着说：“我不晓得，你在我们这里呆得到好久，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不论你呆多久，你都不用再修理锄头了。”
旁边的另一个老社员从我手里接过了那把锄头试着挖了两下，随后就还给我，打趣地大声对我说：“我晓得，总是队长怕你吃亏，把你这一辈子用锄头的铁都买齐了。我的锄头才只有三斤，像你这把锄头起码得有五斤。”的确，我把锄头举起来再挖下去，它落下来到土里的深度就是比别人要深一些，也要比别人宽一些，当然我也要比别人多费些力气。
从此以后，我在生产队里出工，扛着这把锄头改天换地学大寨。风里来，雨里去，两年多来，这把五斤重的锄头，一直就没有离开我的手，我的确再也没有修理过这把锄头。一九七一年春节以后，我因工作调动，回到城里当工人，临走的头一天晚上，我的房东（生产队里的民兵排长）拿来一把秤，给我这把五斤重的锄头重新称了一下。转过身来告诉我：“莫得五斤，只有四斤半了。”
三十多年以后的一天，我回到了当年的生产队，站在我的小木屋前，望着眼前的一片断壁残垣，感慨万千。经过反复辗转查询，终于找到了我当年的老房东，那位当年的民兵排长，拉着我的手深情地说：“你那年子，离开生产队以后，你的那把锄头，传到了后来下放到生产队的自贡知青手里。那几个知青也像你当年一样，拼命干活，非常舍得干。和队里社员们的关系都处的很好，表现相当不错。你在我们队里那阵，虽说当时条件再艰苦嘛，但你也就只干了两年就离开这里了，这帮自贡知青可是比你苦多了。他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五六年啊，当年你留下的那把五斤重的铁锄头，被磨得只剩下两斤多。这帮娃娃吃得苦，遭的罪，要比你多得多。他们才整得造孽啊！一直到一九七八年的秋天，我们大队上所有的知青才算是全部走完了。那些可伶的娃娃们总算是都回家了，都回城了，只有和你们同年来的何群舒除外，她是在一九七八的年底、七九年年初，才抽调到罗坝街上铁匠坊去打杂。不管咋个嘛，总算是离开农村，能按月拿工资吃商品粮了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