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用色彩表达作品，“色彩作为文化的载体往往代表某种象征，承担特定的含义”。下面是美文网小编给大家整理的莫言散文在线阅读，供大家参阅！
莫言散文
帘外轻雨断燃棋楠尽疾风谁听
斜斟残酒目隔蓬山远孤鹜难见
流云出岫梅影三尺剑断鸿犹怜
谁挽大漠万丈烟遥衬嫣然西行暮天
乍暖还寒相向梦暖归去尚难怎叹天明晚
温兮言采丹青何在蓝颜抒怀身孤影不待
悲音登风破水颜乎乎月弦魂隐西涧
山有木兮木兮有枝枝断木残灏风倦君心何恋
掬影绝川危楼苍髯韶华蓦老心意阑
姣姣兮菡萏苍苍兮木叶悲悲乎残年
醉愁杯酒杯酒难欢欢颜尚眠眠乎凄凄泪阑干
鸿雁点孤帆远推杯盏转墨砚
遥闻折柳箫音怨归期何年归欲何年
涣涣汤汤天涯冷暖迟迟暮暮良人盼
怯怯隐隐百口莫言君心若知恐难见
莫言散文在线阅读篇2：文学与牛
荣获了《小说月报》奖，十分高兴，但听说要写“得奖感言”，又十分犯愁。真是得奖不易感言更不易;不易也要写，为了这个我盼望许久的奖。
记得当年汪曾祺先生到我们班上来讲课，开首就在黑板上写上了六个大字“卑之无甚高论”，这句话出自何典我忘了，汪先生当时是说过的，但话的意思还明白。谈到文学，连汪先生这样的大家都说没有高论，如我这般蠢货，只怕连低论也不敢有。不敢有也得有，因为我的《牛》得了奖，因为我很看重这个奖。
俗话说吃水不忘打井人，得了奖不能忘了我放过的和我追过的那些牛。一谈牛，就难免谈到所谓的“童年记忆”，一谈到“童年记忆”就难免遭人耻笑，但无论多么聪明的人，只要一耻笑我，就跟对牛弹琴差不多，因为他们的话都是文学理论，而文学理论我根本就听不懂，不是装糊涂，的确是不懂，有好几次我想冒充一下阳春白雪，不懂装懂一下，结果弄巧成拙，让人摸到了我的底细，就像让贵州的小老虎摸到了驴子的底细一样。
我童年时期，正逢“文革”，大人垂头丧气，小孩子欢天喜地。我们那时的一个最大的娱乐项目就是吃过晚饭后到旷野里去追牛。当然是月亮天最好。大人们点着马灯在大队部里闹革命，四类分子趁着月光给生产队里干活，我们趁着月光在田野里追牛。那时候，就像我在《牛》里写的那样，牛是大家畜，是生产资料，偷杀一头牛是要判刑的，但生产队里根本没有饲草，革命时期，明年的生产谁还去想？就把那些牛从饲养室里轰出去，让它们去打野食，能活的就活，活不下去就死，死了就上报公社，公社下来验尸后，证明是自然死亡，然后，就剥皮卖肉，全村皆欢。当然最欢的还是那些正在掌权的红卫兵头头，这些杂种，比正在挨着批斗的支部书记、大队长还要坏，死牛身上最好的肉都让他们吃了。现在想想，这也是应该的，当官如果没有好处，谁还去当？我们一帮孩子，吃罢晚饭，等到月光上来，就跑到田野里，追赶那些瘦得皮包骨头的牛。“文革”期间，地里不但不长庄稼，连草也长得很少，牛在光秃秃的田野里，吃不饱，学会了挖草根啃树皮，还学会了用蹄子敲开冰河饮水。我们在月光照耀下开始追牛，起初我们不如牛跑得快，但渐渐地牛就不如我们跑得快了。我们每人扯住一条牛尾巴，身体后仰着，让牛带着跑，举头望着明月，犹如腾云驾雾，有点飘飘如仙的感觉。那些老弱病残的牛，很快就被我们给折腾死了，剩下的那些牛，基本上成了野牛，见了人就双眼发红，鼻孔张开，脑袋低垂，摆出一副拼命的架势。对这样的牛，我们不敢再追了。后来又出了一个谣言，说是有几个刚死了的人的坟墓让这些野牛给扒开了，尸体自然也让这些野兽给吃了。牛野到吃死人的程度，离吃活人也就不远了。因此我们的追牛运动就结束了。这个时期，中国基本上没有文学。
“文革”结束后不久，人民公社就散了伙，先是联产计酬，紧接着就是分田单干，家家户户都养起牛来，牛的身价猛地贵了起来。人民公社时期说起来很重要实际上根本不当东西的牛，重新成了农民的命根子。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的新时期文学的黄金时代。
90年代以来，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农民对种地失去了热情，年轻力壮的人，大都跑出去打工挣钱，村子里的土地，多被大户承包，再加上小型农业机械的普及，林果的增加和粮田的减少，牛作为主要的生产资料逐渐成为历史。现在农民养牛的目的，基本上是养肥了卖肉，社会的商品化，改变了牛的历史地位，农民与牛的感情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过去，人们常常诅咒那些杀牛的人，说他们死后不得好报，现在，杀牛跟杀猪一样，成了司空见惯之事。这个时期，我们的文学也失去了它的神圣和尊严，文学创作，也正在变成一种商品生产。
我马马虎虎地感到，几十年来，牛的遭遇与文学的遭遇很是相似，农民的养牛史，活像一部当代文学史。我估计会有很多人反对我的“研究成果”，太下里巴人了嘛！我也想阳春白雪，但学不会，只能是什么人说什么话。
最后，我想说，搞文学的同志们，不要悲观，更不要绝望，科学无论如何发达，农民无论怎样变化，为了耕田而被饲养的牛还是会存在的，因此纯粹的文学还是会存在的。我想《小说月报》之所以奖励我，并不是因为我的这篇小说写得有多么好，他们奖励的是我这种为了耕田才养牛的精神。
莫言散文在线阅读篇3：漫长的文学梦
最早发现我有一点文学才能的，是一个姓张的高个子老师。那是我在村中小学读三年级的时候。因为自理生活的能力很差，又加上学时年龄较小，母亲给我缝的还是开裆裤。为此，常遭到同学的嘲笑。有一个名叫郭兰花的女生，特别愿意看男生往我裤裆里塞东西。她自己不好意思动手，就鼓励那些男生折腾我。男生折腾我时她笑得点头哈腰，脸红得像鸡冠子似的。后来，这个那时大概刚从乡村师范毕业、年轻力壮、衣冠洁净、身上散发着好闻的肥皂气味的高个子张老师来了，他严厉地制止了往我裤子里塞东西的流氓行为。他教我们语文，是我们的班主任。他的脸上有很多粉刺，眼睛很大，脖子很长，很凶。他一瞪眼，我就想小便。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训我，我不知不觉中竟尿在教室里。他很生气，骂道：“你这熊孩子，怎么能随地小便呢？”我哭着说：“老师，我不是故意的……”有一次，他让我到讲台上去念一篇大概是写井冈山上毛竹的课文，念到生气蓬勃的竹笋冲破重重压力钻出地面时，课堂上响起笑声。先是女生哧哧的低笑，然后是男生放肆的大笑。那个当时就十七岁的、隔年就嫁给我一个堂哥成了我嫂子的赵玉英笑得据说连裤子都尿了。张老师起先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训斥大家：“你们笑什么？！”待他低头看了看我，便咧咧嘴，说：“别念了，下去吧！”我说：“老师，我还没念完呢。”因为我念课文是全班第一流利，难得有次露脸的机会，实在是舍不得下去。张老师一把就将我推下去了。我堂嫂赵玉英后来还经常取笑我，她摹仿着我的腔调说：春风滋润了空气，太阳晒暖了大地，尖尖的竹笋便钻出了地面……
张老师到我家去做家访，建议母亲给我缝上裤裆。我母亲不太情愿地接受了他的建议。缝上裤裆后，因为经常把腰带结成死疙瘩，出了不少笑话。后来，大哥把一条牙环坏了的洋腰带送我，结果出丑更多。一是六一儿童节在全校大会上背诵课文时掉了裤子，引得众人大哗;二是我到办公室去给张老师送作业，那个与张老师坐对面的姓尚的女老师非要我跟她打乒乓球，我说不打，她非要打，张老师也要我打，我只好打，一打，裤子就掉了。那时我穿的是笨裤子，一掉就到了脚脖子。尚老师笑得前仰后合，说张老师你这个爱徒原来是个小流氓……
在我短暂的学校生活中，腰带和裤裆始终是个恼人的问题。大概是上四年级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关于五一劳动节学校开运动会的作文，张老师大为赞赏。后来我又写了许多作文，都被老师拿到课堂上念，有的还抄到学校的黑板报上，有一篇还被附近的中学拿去当作范文学习。有了这样的成绩，我的腰带和裤裆问题也就变成了一个可爱的问题。
后来我当了兵，提了干，探家时偶翻箱子，翻出了四年级时的作文簿，那上边有张老师用红笔写下的大段批语，很是感人。因为“文化大革命”，我与张老师闹翻了脸。我被开除回家，碰到张老师就低头躲过，心里冷若冰霜。重读那些批语，心中很是感慨，不由得恨“文化大革命”断送了我的锦绣前程。那本作文簿被我的侄子擦了屁股，如果保留下来，没准还能被将来的什么馆收购了去呢。
辍学当了放牛娃后，经常忆起写作文的辉煌。村里有一个被遣返回家劳改的“右派”，他是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毕业生，当过中学语文教师。我们是一个生产队，经常在一起劳动。他给我灌输了许多关于作家和小说的知识。什么神童作家初中的作文就被选进了高中教材啦，什么作家下乡自带高级水啦，什么作家读高中时就攒了稿费三万元啦，什么有一个大麻子作家坐在火车上见到他的情人在铁道边上行走，就奋不顾身地跳下去，结果把腿摔断了……他帮我编织着作家梦。我问他：“叔，只要能写出一本书，是不是就不用放牛了？”他说：“岂止是不用放牛！”然后他就给我讲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讲了那些名作家一天三顿吃饺子的事。大概从那时起，我就梦想着当一个作家了。别的不说，那一天三顿吃饺子，实在是太诱人了。
1973年，我跟着村里人去昌邑县挖胶莱河。冰天雪地，三个县的几十万民工集合在一起，人山人海，红旗猎猎，指挥部的高音喇叭一遍遍播放着湖南民歌《浏阳河》，那情那景真让我感到心潮澎湃。夜里，躺在地窖子里，就想写小说。挖完河回家，脸上蜕去一层皮，自觉有点脱胎换骨的意思。跟母亲要了五毛钱，去供销社买了一瓶墨水，一个笔记本，趴在炕上，就开始写。书名就叫《胶莱河畔》。第一行字是黑体，引用毛泽东的话：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第一章的回目也紧跟着有了：元宵节支部开大会，老地主阴谋断马腿。故事是这样的：元宵节那天早晨，民兵连长赵红卫吃了两个地瓜，喝了两碗红黏粥，匆匆忙忙去大队部开会，研究挖胶莱河的问题。他站在毛主席像前，默默地念叨着：毛主席呀毛主席，您是我们贫下中农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念完了一想，其实红太阳并不热烈，正午时刻的白太阳那才叫厉害呢。正胡思乱想着，开会的人到了。老支书宣布开会，首先学毛主席语录，然后传达公社革委会关于挖河的决定。妇女队长铁姑娘高红英请战，老支书不答应，高红英要去找公社革委会马主任。高红英与赵红卫是恋爱对象，两家老人想让他们结婚，他们说：为了挖好胶莱河，再把婚期推三年。这一边在开会，那一边阴暗的角落里，一个老地主磨刀霍霍，想把生产队里那匹枣红马的后腿砍断，破坏挖胶莱河，破坏备战备荒为人民……这部小说写了不到一章就扔下了，原因也记不清了。如果说我的小说处女作，这篇应该是。
后来当了兵，吃饱了穿暖了，作家梦就愈做愈猖狂。1978年，我在黄县站岗时，写了一篇《妈妈的故事》。写一个地主的女儿(妈妈)爱上了八路军的武工队长，离家出走，最后带着队伍杀回来，打死了自己当汉奸的爹，但“文革”中“妈妈”却因为家庭出身地主被斗争而死。这篇小说寄给《解放军文艺》，当我天天盼着稿费来了买手表时，稿子却被退了回来。后来又写了一个话剧《离婚》，写与“四人帮”斗争的事。又寄给《解放军文艺》。当我盼望着稿费来了买块手表时，稿子又被退了回来。但这次文艺社的编辑用钢笔给我写了退稿信，那潇洒的字体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摇头摆尾。信的大意是：刊物版面有限，像这样的大型话剧，最好能寄给出版社或是剧院。信的落款处还盖上了一个鲜红的公章。我把这封信给教导员看了，他拍着我的肩膀说：“行啊，小伙子，折腾得解放军文艺社都不敢发表了！”我至今也不知道他是讽刺我还是夸奖我。
后来我调到保定，为了解决提干问题，当了政治教员。因基础太差，只好天天死背教科书。文学的事就暂时放下了。一年后，我把那几本教材背熟溜了，上课不用拿讲稿了，文学梦便死灰复燃。我写了许多，专找那些地区级的小刊物投寄。终于，1981年秋天，我的小说《春夜雨霏霏》在保定市的《莲池》发表了。
莫言散文在线阅读篇4：北海道的人
2004年12月26日，在旅日作家毛丹青和北海道首府札幌市驻北京经济交流室室长高田英基先生的精心策划下，我随中国作家、记者采风团一行，踏上了神往已久的北海道土地。旅途十二天，行程三千里。其间见过无数奇景，吃过许多美食。体验过“露天风吕”之类的独特感受，见识过“库里奥乃”之类的神奇生物。这些，都在辑录于本书中的同行记者们的美文和照片中得到了展示，自知笔拙，不敢重复。但关系此书体例，必须有我一篇文章。只好就诸位先生女士没写到的，敷衍成文，滥竽充数。
窃以为世间旅游观光圣地，吸引游客的，除了美景美食之外，还有美人。这里的美人，并不仅指美丽的女人，也并不仅指人的美好外貌，能够久远地慰藉旅人之心的，还是当地人民表现出来的淳朴、善良、敬业等诸多美德。
整理思绪，犹如翻看数码相机里储存的照片。最先浮现出来的，是札幌市大通公园的石川啄木。这是个死去的诗人，与我合影的，是他的青铜塑像。因为他的俳句“秋天的夜晚，街上洋溢着烤玉米的香气”，我感到他与我心心相印。那宁静幽暗的秋夜，那街角的烤玉米的炉子，那明亮的灯光，那缭绕的烟雾，那清香的气味，那孤独的夜行人和寂寞的烤玉米的人，都凝固在简单的诗句里，在想象中，马上就可以还原，就像那神奇的绿球藻，哪怕干燥一百年，泡到水中，即可复活。因为诗歌，他事实上获得了永生。
然后是大苍山滑雪场的那个芳名小浅星子的女大学生，身穿着红色的滑雪服，涂了睫毛油的长睫毛上结着白色的霜花，红彤彤的脸，宛如雪中的红梅，洋溢着健康向上的精神。我与她谈话，摄影机在后边拍摄，记者们绕着圈拍照。她有些羞涩，真是个好姑娘。她说自己是北海道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专业是物理，来这里滑雪，不为功名，是因为兴趣，是希望冒险，是为了锻炼自己的勇气。我们在山下和山上都看到了她凌空飞下的矫健身影。我问她，在凌空飞跃的瞬间，有没有像鹰一样展翅翱翔的感觉，她笑而不答，笑容纯真而稚拙。
接着出现的，是笑容可掬的绿球藻茶屋的老板娘高田郁子，一个羸弱的中年女子。她的茶屋，场面狭窄，一圈桌子，包围着工作台。房顶因多年的烟熏火燎，像涂了釉彩一样漆黑发亮。这样小的地方竟然挤下了我们十八个食客。围着她，看着她操作，等着她把美食分给我们吃。她既是老板娘，又是主厨，又是招待。当时的场景让我想起了一个母亲和他的围桌而坐的孩子，也想起了一个鸟巢，巢中有抻着脖子的小鸟，等待着母鸟前来喂食。这联想与我们的身份和年龄都不相符，似乎有些矫情，但这联想，直至今日，依然让我感动。日本女人的勤劳和谦恭，日本买卖人对客人那种发自内心的热情和感激，都让我难以忘怀。那天晚上，我们品尝了许多可以拍案叫绝的美味，美味终会遗忘，但老板娘那张笼罩在烟雾中的疲惫的笑脸，会让我们铭记终生。
日高地区肯塔基牧场的养马人石田勇先生，此时仿佛站在了我的面前。高大魁梧的身体，能够驯服烈马的人那种特有的豪迈神情。寒风凛冽，雪原茫茫，纯种英国马在马场上奔驰。这是一个懂马语的人，也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企业家。他在北京通州区，也有一个马场，并且计划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再建几个马场。他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大陆地区，也将会有许多场所，需要像天鹅一样优雅的骏马。在他的温暖如春的海边别墅里，我们喝着滚烫的咖啡，与他谈马。他对世界上的各种名马如数家珍，对中国各地的马场了如指掌。这是一个真正懂马的人，爱马的人，连他的许多表情，都跟马相似。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马的食谱：燕麦、苜蓿、葵花子、蜂蜜、大蒜、大酱……吃得真好啊，这些幸福的马。从他家出来，我们登上了牧场的望台，看到几个骑手，正在为几匹刚刚运动过的马淋浴。在他家房后，太平洋的灰色浪花冲击着礁石，发出懒洋洋的轰鸣。
与养马人接踵而至的，是阿寒町草笛牧场的养牛人佐久间贯一。他穿着高防滑胶鞋，单薄的工作服，紫红的脸膛和脖子，粗大的手指，开裂的皮肤，身上散发着饲草与牛粪混合的气味。我们穿着厚重的衣服，还感到瑟瑟发抖，但他神情坦然，似乎感觉不到寒冷。他带着我们，看了奶牛，看了饲料场，看了挤奶车间与牛奶储藏罐。这是一个质朴的人，让我联想到家乡的那些大哥大叔。这是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他为人民提供牛奶。据说，因为政府提倡孩子喝牛奶，三十年来，日本的儿童平均身高提高了两厘米。其实，这个人的年龄未必有我大;其实，如果我不是当兵离开故乡并干上文学创作这一行，也许就是我故乡的一个养牛专业户。人民群众更需要能向他们提供牛奶的人，至于小说家，多一个少一个都无关紧要。养牛人佐久间贯一和他的牛，唤起了我对土地对牛的深厚感情。其实，我骨子里还是一个农民。
在冒着咝咝作响、散发着浓烈气味的灼热气体的硫磺山下，有一对卖硫磺蛋的老夫妇。风口里，燃着一堆篝火，支起一个小小的帐篷。穿着破旧肮脏的衣服，满手满脸的灰土，在那里，平静地等待着游客，来购买他们放在硫磺蒸气孔边烤熟的鸡蛋。艰苦的环境，沉重孤寂的工作，微薄的利润，他们干了几十年。这一对相依为命的老夫妇，已经构成了硫磺山风景的一部分。许多人买他们的蛋，未必是真想吃，倒像是履行一个仪式。这样的人，是真正的下层百姓。生活艰辛，但他们脸上没有多少凄苦之色，而是一种乐天知命的平静。这平静，使我深深感动。如果每个人，都想出人头地，都想轰轰烈烈，都不想做平凡的工作，那这个世界，也就不得安宁了。
比卖硫磺蛋的老夫妇更老的人，是当别町的老猎户、八十八岁的侉田清治先生。他已经缠绵病床多日，听说我要来访，特意坐了起来。其实他不是为我坐了起来，而是为我那位在北海道过了十三年野人生活的非凡老乡刘连仁坐了起来。据他的家人说，他的记忆力已经严重衰退，但提起四十多年前发现并参加救助刘连仁的事情，他黯淡的目光突然放出了光彩，记忆被激活，含混的口齿，也变得清晰起来。这是一个相貌平常的小个子男人，如果不是偶然发现刘连仁栖身的山洞，中国人大概很难知道他的名字。但现在，他的名字和刘连仁的名字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在我的故乡，他差不多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战争就像巨浪拨弄两粒沙子一样，让这两个互不相干的人，碰撞在一起，成为传奇。当别町为刘连仁建立了纪念碑和雕塑，并成立了一个宣讲刘连仁事迹委员会，许多热心人，在义务地干着这些工作。纪念碑和雕塑都用黑色的石头制成，虽不高大，但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显得庄严而沉重。车要出发时，老人的脸贴在窗玻璃上看着我们。我下车过去，隔着玻璃喊：撒腰纳拉，撒腰纳拉……话是这么说，但我知道，我再也看不到这个老人了。
只要一上车，札幌市观光文化局的职员引地志保小姐，就要不厌其烦地对我们讲话，讲行程安排，讲饮食起居，讲地方掌故。有几次，因为过分疲劳，我们对她的讲解，感到了厌烦。我甚至说她是“话痨”，但很快我就后悔了。引地小姐全程陪同我们十二天，事事操心，每天早起晚睡，十分辛苦。我们去滑雪场那天，她竟然早起上山，为我们踏雪探路。一个小女子，如此地敬业，如此地能吃苦，真是可敬可佩。登别晚宴，引地小姐任务即将完成，终于放松了，多喝了一杯啤酒，小脸通红，欢声笑语，方现出女儿本色。
纷至沓来的人物，还有用潇洒吓退严寒的札幌市观光文化局课长荒井功先生、系长浅村晋彦先生，还有为我们开车的两个师傅，还有美沙小姐，还有神情很像狸猫、能歌善舞的东海林早穗理小姐，还有当年救助过刘连仁的木屋路喜一郎先生，还有为刘连仁生还纪念碑题写碑文的泉亭俊彦町长和当别町的乡亲们，还有许许多多为我们服务过的北海道的人们，他们的笑脸，他们的热情，与北海道的自然风光融为一体，存入我们的脑海。我们与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萍水相逢，今生多半难得再见，但他们留给我们的印象和我们对他们的感激，将会伴随我们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