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冷的腊月里，我常常想起母亲的那只铜脚炉。
早些年，我家确有只铜脚炉，提襻拎放自如，盖子上有密密麻麻排列有序的小孔。别看那脚炉已开始氧化了，表面锈迹斑斑，极具沧桑感，却是非同寻常的脚炉――那是我母亲18岁出嫁时最值钱的嫁妆之一，所以母亲很自然地就把脚炉与自己的命运维系到了一起，视脚炉为自己生命的象征，爱若至宝，珍视有加。
在我用高亢嘹亮的呱呱啼哭声张扬地昭示世人之前，母亲已生五男三女，不堪承受的生活重荷，早已让父母断绝了再生的念头。但间隔不久，母亲意外地怀上了我。爽朗豁达的父亲咧着嘴笑呵呵地对母亲讲，有了就生下来呗。孩子是母亲的心头肉，母亲哪舍得将我弄掉，因而是父母的善良慈悲赋予了我生存的机遇。
我的贸然降临还真有些“生不逢时”，很快全国便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困难时期，许多婴儿嗷嗷待哺，不少成人饿得用树根、野草充饥，骨瘦如柴，有的猝然毙命。夏天还稍好些，进入寒冷的冬季，日子就更难过了，吃不饱肚子还只是一方面，更严峻的问题是缺棉衣穿，常挨冻，每每那时，母亲总是拿出她宝贝的脚炉，把灶膛里烧剩的木炭火用竹筷夹到脚炉里，哥哥姐姐们争相噘着嘴巴对炉内吹气，炭火慢慢燃旺了，偶尔还噼噼啪啪溅出几丝火星，霎时，脚炉变得亮丽起来，暖和起来，我们急不可耐地纷纷伸出冻得有些皲裂的小手，嘴里一边呵着气，取暖作乐，愉悦之状溢于言表。那时的我还很幼小，行动远比哥姐要迟缓得多，可当我也欲去烘手时，哥哥姐姐总会让位于我。
上学后，我最害怕的就是冬天做作业。空气是刺骨的，桌子是冰冷的，手被冻得瑟瑟发抖。每次母亲见我放学回家，都会放下手头的事情，拿出储藏的木炭，用竹丝或表芯纸引燃，供我烘手御寒，而她自己却不顾天寒地冻在忙碌着纳鞋底、做衣服。
好景不长，我小学尚未毕业，史无前例的一场浩劫汹涌而至，可怜的那只脚炉，竟也被当作“封资修”的产物，让红卫兵给没收了，那只脚炉犹如一去不返的黄雀，杳无音讯，从此，我再度遭受了严寒的折磨。
母亲健在时，常絮絮叨叨念起她的那只铜脚炉，我们姊妹有时默笑，有时用眼神交流，接着用不屑的口吻宽慰她，妈，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今时代不同了，都用暖风机或空调啦，即便当年不被抢走，也早就当废铜烂铁卖掉了。母亲沉默不语，又似乎若有所思。
时隔将近半个世纪的今天，当我坐在温暖的空调房里，笨拙地敲击键盘打下这几行文字时，情不自禁地追忆起母亲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