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二年(1876)，《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将芜湖与浙江的温州等四个城市辟为通商口岸。这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在给芜湖民族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并造成畸形发展的同时，也从此打开了芜湖对外开放的大门。1918年，芜湖海关进出口货值就达当年全国对外贸易的3.5%，成为长江通商巨埠之一。芜湖设立海关，随之便形成商埠。外国商品在芜湖的倾销，带动了皖产农、土产品的输出和交流。但是，由于芜湖未成米市，所以，皖产稻米只能帆运镇江七浩口销售。
芜湖、巢湖一带是著名的稻米产区，芜湖水运条件便利，浩浩长江使它上连九江、武昌，下通镇江、上海，又有青弋江、裕溪河、水阳江、漳河等内河运输网道，把芜湖作为粮食交易的中心，可以振兴内地经济，其条件自然比镇江七浩口要好。同时，江淮稻米舍近求远，无疑将滚滚财源泻往外省。在此情况下，李鸿章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奏请将镇江的米市迁到芜湖。
但是由于镇江七浩口的米商已成团成帮，主要有广帮、潮帮、山东帮、宁波帮。他们不愿迁移，暗中抵制。李鸿章就授意皖南兵备道兼芜湖关监督、广东人张荫桓利用同乡关系，前往镇江游说粤帮客商，张荫桓（1837-1900），广东南海人，字樵野。1882年，张荫桓来到镇江七浩口，利用广潮同乡会的关系，与诸广帮、潮帮米业首领会了面，当即许诺四大优惠条件：一是由芜湖关道发给专营米业执照；二是凡到芜湖的米商有代办专利；三是米粮打包费用由卖方支付；四是外轮水脚银不另加价，即由芜湖运米至沪仍照镇江运沪力资计算。这四大优惠条件果然引发了广潮米商离镇迁芜的风潮。接踵而来的是山东帮、宁波帮，也纷纷到芜湖开设米号。
镇江七浩口米市迁到芜湖后，整个芜湖顿时成了米市天下。据《芜湖县志》载：其中江口横街有江广米行43家，广潮烟宁帮50余家，南市米行30余家，东市米行10余家，西市河南北20余家，北市10余家。为此，青弋江北岸成立了米业公所，青弋江南岸也成立了南市米业公所。光绪二十四年至三十年（1898-1904），稻米“出口数多至五百余万担，少亦三四百万担”，时人形容芜湖的稻米是“堆则如山，销则如江”。
米市迁芜的13年后，江苏省在靠近安徽的江苏大胜关、大河口、瓜洲等地设立官方的关卡，对过境的运粮船只征收关税，这等于二次完税。芜湖的稻米销售量急剧下降。这不仅损害了安徽官府和米商的利益，同时也使李氏家族的产业受到负面影响。这种官、商、民俱损的局面，引起了芜湖乃至安徽各界强烈的不满。要维持芜湖米市的繁荣，就必须撤掉江苏的税卡。后来安徽和江苏协商决定撤掉江苏3个关卡，但前提是既保持芜湖米市繁荣、又不损害江苏省的利益。在芜湖设立江苏和安徽两个米捐局。其中江苏米捐局设在芜湖二街米捐局巷内，其职责是代收大胜关、大河口和瓜州三个关卡的税银。在一个省内同设江苏、安徽两个米捐局，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说是十分罕见。但对于芜湖米市来说，流失的米商又回来了，米市又恢复了昔日的辉煌。果然，第二年米市的交易量就蹿升到313万担，最高时曾达到800万担，芜湖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首。
不过必须说明的是，在芜湖米市集散的大米，远非安徽一省，川、鄂、湘、赣等省的稻米，也经水路运至芜湖。这种繁荣景象，曾有人在《安徽省一瞥》中作过生动的记录：“运米的轮船往来广州、芜湖间，如穿梭似的繁密，各处运米来芜湖的船民，帆船如云似地堆满了江边，岸上各栈屋的米堆积如山。……这一时候，做米生意的，无不利市三倍。”后来，伴随着铁路和公路的兴起，特别是1936年粤汉铁路的全线通车，依靠水路运输粮食的时代宣告结束，广东不再依靠安徽的稻米，广潮两帮的米商首先全线撤退。上世纪40年代末，伴随着最后一批米商撤出芜湖，曾经辉煌一时的芜湖米市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张荫桓(1837-1900)清末大臣，字樵野，广东南海人。纳资为知县，几经升迁至道员光绪二年(1876年)权山东登莱青道。七年(1881年)，授安徽徽宁池太广道。翌年，迁按察使。赏三品京堂，命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光绪十年(1884年)，除太常寺少卿。十二（1886）年，除太常寺卿，转通政司副使。复值总署。累迁户部左侍郎。中日甲午战争中曾与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谈判。1898年3月，协助李鸿章与俄国签订《旅大租地条约》。戊戌变法时，调任管理京师矿务、铁路总局，倾向变法。在103天的变法期间，张荫桓做了四件大事：一是为光绪帝与康梁维新派上下联系：二是主持铁路矿务总局；三是条陈新政建议；四是引领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会见光绪帝。为此慈禧深恨之。戊戌政变后遭弹劾充军新疆。1900年被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