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钊彬继续问：“那时保长主要的任务是什么？您怎么完成的。”
刘培生笑笑回答说：“我们保长的主要工作就是应付完成上面派来的‘兵、伕、粮、款’。乡里下任务到保，保下任务到甲，按户的实际派分任务，有户上交到乡里就行。比如要我们出两个兵役，我们就把兵的名字报到乡里，由乡里派乡丁来抓走，我不会自己去干的，那样太得罪人。当然乡丁遇到麻烦时，我们也出面圆场一下，反正应付过去就行。我当一年保长，没有一个青年人被抓走！”
刘培生继续说：“我们保是高山，粮食产量本来就不高，上面来的任务也少，1949年1月，乡里要我们保出200斤粮食，我推延了半个月还没有交差，最后乡里就不要了。乡里说：‘他不差我200斤包谷。’这样我也就阿弥托佛了事。”
“哈哈哈！您老会处理，难怪老百姓不恨您！”我和刘钊彬笑起来。
刘培生说：“我当保长是求自己生活，绝不无辜损害老百姓。我还经常给乡里虚报一些灾荒，比如：遭受虫灾，风灾等，这些在我们高山是经常有的，乡里也相信，还不断给灾民送点救济款项来，你说老百姓会恨我吗？”
“那你给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没有呢？”我们继续问。
刘培生老人说：“有，我经常去调解民事纠纷。比如互相吵架的，发生田土争执的，婚姻不和的......我都去劝解，化干戈为玉帛.....”一般不上告，不到法庭，多在当地解决，减少百姓的负担。这样大家一般都听从我的裁决。
“不错！做得好！”我们赞许着。
刘培生继续说：“我办事从不收贿赂，也不吃酒席，三人对六面的解决。那年刘大志和刘宗怀家为小孩打架扯皮，刘宗怀摆起大酒席喊我去调解。我得知后回答说：你把酒席撤销，泡一杯茶我就来。酒席你不撤销，我就绝对不来。挨了半天，刘宗怀只好撤销酒席，我去后，面对当事的两家，教育他们各自管教好自己的孩子，都不要责怪对方。结果和平解决了两家矛盾。”
刘培生说：“这一类事情比较多，还有婚姻的，奸情的等等，我都是主张协调和平解决。”老人说：“保长嘛，就是要立足于‘保’，不要立足整人，靠整人来赚钱那是违背道德良心的。”我觉得老人这句话道出他人生的经典。
刘培生说：“不过，我们对上面还是要用心应对的。比如乡里通知开会，你一定要按时到，不能拖延。1949年4月一天通知我去团堡开会，正下大雨，我一得通知，穿上麻草鞋，戴起斗笠就出门，结果在狭窄的小路上摔倒好几次，到乡政府成了泥人.....不过还是得到乡里表扬，说我很忠心.......啊哈哈！”老人又笑了。
“1949年11月团堡和利川解放，我这个没当到一年的保长就自然消逝了。因为我没有给国民党出实力，只是维持一方秩序，加上没得民愤，所以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也没有追究我，还让我在高山好好种地，安居乐业，一直活到九十多岁.........”刘培生老人说得很自豪坦然。看得出，他对共产党是很感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