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
事实上刚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并没有什么感触，我只是把它看做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现状的批判，但身处这个时代的我觉得这很自然。当我现在回首时，才感悟到尼尔认识之深。
首先，令我感受最深的是传播媒介的变化。在这个z世代中传统的书籍、报刊等媒介渐渐让位于电视等媒介。实际上在我未出生时这种变化就早已开始了，但在我读小学时我们还能看到经常有人翻阅报纸，现在这种情况很少见，甚至许多人越来越倾向于电子阅读这种方式。
其次，这种变化导致的娱乐业过于繁荣的现象也着实让我忧思。在手机、电脑主导的全民娱乐业代中，我们沉浸在虚拟的空间中，尽情地娱乐。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如今日益的追星现象，不过这种明星偶像与过去的偶像不同，他们往往是没有真材实料的流量明星。人们调动其耳目追寻明星的一举一动，参与一切与其相关的活动，俨然一种病态的社会现象!正如许多网友说的那样：将军坟前无人问，戏子家事天下知。
正因为有古为今用、“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的说法，我们才需要在浮华的今天重温先辈的经验。在没有改革开放的时候，物质虽然极度匮乏，但人们的精神生活却非常富足。例如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青年人都饱满建设中国的主人翁意义，争当苏联娜斯嘉式的颇有战斗精神的英雄。如今伴随着开放，我们的物质生活确实有很大改善，可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却日益被玷污。
一个更值得我们后辈铭记的是，在距今80年前一所中国教育史上具有丰碑意义的学校诞生了，它就是西南联大。它集结了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的学生，有着朱自清、冯友兰、吴有训、陈寅恪、费孝通等等各个学科的大师级教师，在那个日军肆意践踏中国大地的年代，延续了中华民族的文脉。那个时候，很多人的事迹都让我们尊敬万分，如赵忠尧携镭来昆明，华罗庚住棚子写成《堆垒素数论》，闻一多给人刻印维持生计……
但是这些记忆在今天都已被人遗忘，被储存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不知多少年才会有人来拾取。工业文明曾让人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现在我们更创造了一个精神文明极度稀缺的时代。我们身处其中，产生了对这种电子神话的迷恋，却恍若未觉。
我坐在床边，脑里浮想万千。我感叹着这没有解答的问题，深深地叹了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