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7月，我从高师毕业后在家“待业”。父母都是老老实实的农民，却奔波着托关系，找熟人，指望我能分到县城里。一纸通知书却让我到离家百里之外的西山石河乡——连地名都很少听说过的穷乡僻壤去教书。那一段时间，我一想到要把青春梦根植在山野间，就万念俱灰。但望望母亲头上的白发和父亲佝偻着的脊梁，我擦干了眼泪，踏上了进山的路途。
经过5个小时的颠簸，我终于抵达通知上的小学校。五间陈旧的砖木大房斜卧在山沟旁，周边是光秃秃的石山和灰尘四溢的泥巴路。欢迎我的，只有四周此起彼伏的犬吠声。
学生报名前一天，学校开会安排我带五年级数学课和全校体育课。我想教导主任太欺负人了，明知我学的是中文，却让我教数学。会后，我对胡子拉茬、个头矮小的校长说：“我要求调课，为啥让我带体育课。”校长面无表情地说：“本来我校不缺人，局里非把你分来。我们又不缺语文老师；调课以后再说吧……”校长又低头办他的事去了，我气呼呼地甩门走出了校长办公室。
第二天，我把发书、打扫卫生的事扔给学生去干，自己跑出学校散心。下午教职工开会时，校长对我大发雷霆：“自己不干，让学生搞得一塌糊涂，你还有没有一点儿教师的责任心？刚来就不安心，只知压马路。你明天不用上课了，去压马路吧！”一直被父母和老师宠着的我，难受过这样的气。我以嘲讽的口吻对他说：“你以为你们的泥巴路上有黄金，我会捡你们路上的黄金？我还没有那么贱！”会场上一时鸦雀无声，校长气得双手直打颤。话说完我就有些后悔，但想到校长这么不给面子，自忖不会在这儿就呆下去，翻脸就翻脸。不是冤家不聚头。我和校长以后隔几天就吵一顿。他责怪我不安心工作，我认为他把我看做眼中针、肉中刺，故意找茬。我们的关系越闹越僵。
有一天，我身上突然起了荨麻疹，痒得心似火燎。我想向校长请假，但又担心他不准许，就自己胡乱买了些药吃，花了几百元钱也不见效。实在受不了折磨，我才找校长去请假。他说：“这不是家里，一点小病就撒娇。你对学生没一点责任心，再这样，别来上班了。”我气急了说：“你没长眼睛吗？我这病是装的？管你准不准假，我都要走！”校长沉默了片刻，还是签了字。
到县医院一查，一声说病耽搁了，要住院。我想这又要向校长请假，向他低头，岂不要做贱人？于是拿上药品，赶回学校，一边上课，一边打吊针。那天，一声还未进针，我就晕了过去，醒来时，我已躺在了卫生院的床上。
住院后第二天，照看我的小李老师说校长老婆来看我了。我忙把头扭到一边，故意不理睬。我听见小李招呼她坐下，又说了我的病情，病房里一时安静下来。突然，我听见一个柔柔的声音对我说：“真是受委屈了，18岁的娃儿，到咱这穷山沟里教书，也不容易啊，病了爹娘也不在身边。”校长夫人这番话触动了我心底最脆弱的地方，两行泪刷地沿着脸颊无声的滑落下来。这时，一条手绢递了过来，“别哭了，好娃儿，我家孩子他爸脾气倔。昨儿他给我讲了你的事儿，我说了他一顿。都是父母身上的肉，能来山里已经不简单，怎能让人家城里娃受这委屈呢！他叹了口气，便叫我早些来看你。”
听了这暖心话，我扭过头去看校长夫人——一个40多岁的农村妇女，眼神分外慈祥。我叫了声大婶。她接着说：“我家孩子他爸其实心肠不坏，可每年学生不够，教师也不愿来这山沟里。他心急啊！有时连饭也吃不下。你别怪他，他待你态度不好，是他的不是。你看，我们山里没啥好东西，上午我煮了些茶叶蛋，你就吃了补身体吧！再有啥委屈，你就跟我说，啊？”我的眼泪人不输又流下来。
病好后的第一天，我就到校长办公室，低着头对他说：“校长，以前是我错了，今后——”校长低着头摆了摆手说：“别说了，也怪我脾气不好，上课去吧！”就在我转身出门的时候，他又加上了一句：“注意身体”。
迎着门外的阳光，我的泪再次淌了下来；原来这世上许多的理解，许多的怨仇，只需要一点点爱的示意，就可以全部消融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