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老师轶事
谁能想到呢，马老师居然会在上厕所的工夫栽倒在茅坑边上。听到消息时我正在宿舍里写仿，我把白纸覆在仿上，照猫画虎，一笔一画横撇竖捺地写着呢，就见一个老师闯进来，冲围着我看的几个老师惊惊乍乍地喊道：“不好啦！马老师……”
当老师们七手八脚把马老师从厕所抬回来后，他仍然没醒，呼呼地打着鼾，一股股酒臭熏得人不得近前。
喝成这样了，以后依然不改，马老师我行我素，坚持自己“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原则，不管他三七二十一还是六七四十二，反正天生我才必有用，老子想喝就喝，想醉就醉。
这样的做法叫我们小孩子很是不理解并且反对。那酒气冲天任是什么也不顾的阵势我们是深恶痛绝并且犹避之不及，所以好酒的马老师跟我们注定尿不到一个夜壶里，闹些胡七麻烦的事体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马老师是我们的数学课老师，到了他上课时候，只要他满嘴喷着酒气，我们就异口同声地“嘘”他，当此时，教室里充满了铺天盖地的口哨声和哄笑声，更有甚者，会咚咚咚地敲着课桌，跺着脚，一遍又一遍地有节奏地喊：“马老师，大酒鬼！马老师，大酒鬼！”
面对这种局面，马老师居然面露笑容，一点儿也不生气。他用教鞭敲敲讲桌，扶扶耷拉到鼻尖上的眼镜，清一清嗓子，说：“谁要是不想上课，就站到外面去。”本来一开始这样的措施还是有效的，可几次三番后就不起作用了。有一回，马老师这话刚落地，大家就一个接着一个站起来，离开座位，往教室外面走。路过马老师的时候，都不看他。马老师瞧着这些熟悉的“猴崽子”们，酒就醒了一大半。但是也是干着急没办法，只好露出一口黄牙嘿嘿嘿一笑了之。他这样的自嘲方式当然解救不了他。我们根本不理睬，只要是看到他带着一身酒气进了教室，就自觉抵制，一点儿也不妥协，一点儿面子也不给他。这面子老贵了，凭什么要给他呢？
“猴崽子”是马老师对我们亲切的称呼。他常常语重心长地谆谆教导我们说：“猴崽子们，你们别身在福中不知福，能遇上我这正儿八经的大学生教你们，是十八辈子修来的福气……”听他这么一说，我们就像是炸了窝的麻雀一样，唧唧喳喳，要不就可着劲儿地哈哈大笑，按马老师的话说，简直能把教室的顶棚也给掀翻了。对此夸张的说法我们根本不以为然，别说是掀不翻了，就算是掀翻，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才不怕！谁给你的权力酒气冲天地来毒害青少年？
曾经我们集体到办公室为马老师说过一回话。那是因为马老师受到了学校领导不公正的批评，虽然说马老师平日里很不招我们待见，不过到关键时候我们还是能分清是非里外的，再说我们觉得马老师确实没说错话，他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为一个受到批斗的女老师争辩，不管不顾地站在女老师的立场上说话，根本不管会有什么后果等着自己。听说学校领导要给他一个很严厉的处分后，我们集体不干了，就一群麻雀一样跑到办公室找校领导，当然人家不听我们的：“你们小孩子懂什么？学校不会无缘无故冤枉一个好人的！”一番严厉的训话后，就像是轰麻雀一样把我们打发走了。
那是1973年，我们当时是三年级，到我们刚升入四年级时，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传遍了校园以及学校所在的村子甚至更远的地方——马老师死了。说是那个暑假里的不知道哪一天，马老师就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之所以人们没有早发现，是因为当时只有他一个住校捎带着看校，谁也没想到开学后第一天，人们哪里也找不见马老师，而他的宿舍却紧紧锁闭着。与他家属联系过后知道他并不在家里，那他能到哪里去？只好报警。公安破门而入的刹那，人们惊呆了——马老师扑卧在床上，早已僵硬了。
马老师死于酒。这么说有些落套，但是我没办法，他肯定是因为酒要了命，几乎没有其他原因。据说，马老师可能是喝得太过了，自己稀里糊涂睡过去了。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公安的证实。
无论如何，马老师的死，成为当年我们学校里最诡异的一个事件。
二、琴琴
（一）
走到她面前时，我心里忽然涌起了一种亲切感。这样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才八岁的我有些茫然地注视着她，这个笑嘻嘻地瞅着我的小丫头。
说真的我和她从来没有见过面，而且我长到八岁，这还是第一次跟一个小丫头面对面。不怕你笑话，我天生胆小，打小只是跟有数的几个男孩子玩，像这样被一个小姑娘直愣愣地瞅着，突然就慌乱起来。
但是同时我就为自己的胆怯羞愧了。我努力给自己打气，心说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事，怕个啥。
小丫头先是打量着我，然后就细声细气地问我叫什么名字，多大了。我吃了一惊，想这个女孩胆子真大，居然敢如此直截了当地向一个初次见面的男孩问询名字和年龄。换做我，无论如何是没有这个胆量的。看着小丫头捂着嘴吃吃直笑的模样，我肯定脸红了，尽管我看不见自己的大红脸，也知道一定跟关公那样赤红赤红的了。这个样子让我十分不好意思。要是眼跟前有个地缝，我肯定要钻进去。
我告诉她，我叫皮皮，八岁了。
没想到她听了竟然哈哈大笑起来，我莫名其妙，不知道有什么可笑的。
她就说：“真是的，皮皮，咋还有人叫个这名字呀？”
我眼睛眨了又眨，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这个问题。
只听她轻声细语地说道：“我叫琴琴，今年七岁啦！”
这更让我大吃一惊，比我还小一岁的她，倒这样伶牙利齿的，在我看来，比我能干多了。
接着她就炒豆子似的说道起来，关于她的妈妈爸爸，她的爷爷奶奶，她的叔叔阿姨，每个人都在她的形容之下，出现在我脑海里。她那张小嘴巴吧唧吧唧的，哎，我觉得就算是把我一年说的话加起来，恐怕也没有她几分钟说了的话多呢。琴琴说话的时候，喜欢边说边笑，一笑就露出了她的小豁牙。
（二）
琴琴是跟着她妈妈住校的，这是一个规模并不大的学校，一共二百来个学生，七八个老师，还有一个做饭的老梁头。说起来这个老梁头，可有意思啦。那时候是冬天，老梁头戴一顶兔皮棉帽，捏一管长杆烟袋，常常端着烟袋滋滋地吸，看上去十分享受的样子。烟袋锅是铜的，闪闪发亮，烟袋嘴儿是玉石的，白中发绿，很好看。他那棉帽耳子挽起来，却没系着，所以当他走起路来，两只帽耳子一左一右忽闪忽闪的，像是耍什么杂技。他喜欢跟我们说笑话，逗得我们笑个不停。我们亲切地叫他“梁爷爷”。
全校只有我和琴琴两个孩子跟着各自的妈妈住校上学，如此一来，我和琴琴就有了更多的机会相处。尤其是每天晚上，老师们上夜办公，我和琴琴两个毛孩子闲着没事干，不是找梁爷爷听故事，就是在校园里东游西逛。学校规模不大，但是地方不小，我们可以从校门所在的东头最南边走到最北边，再顺着最后一排教室后面走到西边，然后再从这头的最北边回到最南边，再往东拐，正好回到校门口，绕行一圈。这个游戏我俩玩得津津有味，乐此不疲。琴琴说我们这是在长征。每当琴琴提议说：“皮皮哥，咱们长征吧！”我就兴奋地点点头，立即带她投入了行动。
曾经，那个拉二胡的杨老师吓唬我们说不敢走最北边，那里有鬼，我们才不信呐，照样走我们的。不过说实话，琴琴可能还是有些怕，因为每当走到北边那排教室背后时，她便会紧紧地拉住我的手。别看当年我才八岁，倒也朦朦胧胧感到了男女有别，比如说在晚上妈妈要带我到女厕所小便的时候，我就忸忸怩怩不想跟她走进女厕所，尤其是还有琴琴这个小淘气远远看着的时候。不过此时此刻，只有我和琴琴在一起并且还是走在这样一个背地里，这个机会我便十分珍惜，故意把步子迈得慢慢的，还假装对琴琴说太黑了，看不清路。其实当头的路灯虽然不是很明亮，也不至于怎么太黑。至今想起来，我还为自己的这种小聪明感到一丝的惭愧。哎，我好像是辜负了琴琴纯净的心了。天知道我还那么年纪小，咋就有了这样杂七乱八的小心思。
（三）
琴琴尽管才七岁，但是也跟我在一个班，我们都是学校一年级的小朋友。教我们的周老师，梳着两条长辫子，脸型发长，下巴略短，有两条弯弯的粗眉毛，看人的时候，她那眼睛好像发着光，反正我们挺害怕，都不敢大声在她面前说话。
那天下午，一上课周老师就虎着个脸，粗粗的眉毛紧紧地拧在了一起。这是又怎么啦？我们一个个大气也不敢出，目不转睛地盯着周老师。周老师先是站在讲台上不出声地瞅着我们，然后“啪啪”拍两下手，从讲台上走下来，咳嗽了一声说：“谁在环境区玩三角来？”我们你瞅瞅我，我看看你，都愣住了。说起玩三角，男生们几乎没有不玩的。不过，玩跟玩是不一样的。大家都是一有空就在校园里逮个地儿“啪啪”地在地上甩着玩，而我呢，舍不得把那些辛辛苦苦攒起来的三角弄脏弄破，就只是呆在教室里的座位上，自己摆弄着看。翻来覆去地摆弄也毫不厌烦。现在，周老师这句话一出口，我就放下了心，很坦然地左顾右盼起来。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接下来，周老师拿了一只簸箕，一排一排挨个儿过，让男生们把三角都掏出来放在簸箕里，每当放满了，就倒入教室角落里那只通红的火炉。我当然也不能幸免。一开始我还是竭力抵触并心存侥幸的，仰脸看着周老师，一再小声喃喃着：“我没在环境区玩，我没在环境区玩。”但是不管用，老师坚持让我把三角全部掏出来。这时候，琴琴站起来了，她十分认真地说道：“周老师，皮皮真的没在环境区玩三角，我可以作证。”可周老师还是虎着个脸，瞪了琴琴一眼，用火辣辣的眼神瞥着我。
我知道逃不过了。我的心忽地下沉。那样的感觉至今难忘。当我不情愿地把上衣口袋里的三角掏出来后，坐在我后面的一个同学尖声喊道：他裤兜里还有！我如雷轰顶一样，感觉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了。我不管不顾了，一鼓作气把自己身上的所有三角都掏出来，放在了课桌上，有好大好大的一堆。我眼巴巴地瞅着自己那些曾经玩得爱不释手的伙伴们混入簸箕上其他同学的三角里，最后被火炉里的熊熊火焰吞没……我的心在滴血。关键是，我根本就没有犯规，为啥要接受这样的惩罚？生性倔强的我，始终不肯原谅周老师。
下课后，琴琴走到我身边，不说话，只是望着我，我看到，眼泪扑簌簌地从她眼睛里滚出来，挂在了她翘翘的小鼻尖上。
（四）
在我的记忆里，1972年是黑色的。如果能够，我情愿把这个年份抹掉。多少年来，我总是试图做这个事情，很明显，结果总是徒劳。
那年春夏之间，恰好琴琴的妈妈和我妈妈都被学校安排到县里去开会，于是我和琴琴也就有机会跟着去了县城。我们吃住在县里的招待所，老师们开会的时候，我和琴琴就在招待所院里玩。那时候，随便在哪里，我们都可以找到玩耍的办法和乐子，哪怕是一棵树一群蚂蚁，都能让我们兴致勃勃地玩上一大阵子。
这天，妈妈向我们宣布了一个好消息：“县里给老师们发了电影票，我们今晚可以去看电影啦！演的是朝鲜电影《南江村的妇女》。”把我和琴琴高兴的，又是拍手又是跳脚，闹腾个没完，连晚饭也不能安心吃了。
好容易捱到了出发的时间，我们和招待所的不少老师们相随着，来到了电影场子外面。到处都是人，乱哄哄的，各种声音此起彼伏。没想到来看电影的人这么多，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
一开始还有个队形，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拐拐弯弯地往坐落在北边的电影场子里一步一步挪，场子门口有人把守着，见人收票，没票不能进去。但是不知怎么的，西南角有人喊了一嗓子，人流“哇”地挤过来，队形一下子就乱了，一霎时，大人叫，小孩哭，本来琴琴妈妈和我妈妈带着我们正走在队伍中间，这样一来，就被挤乱了，谁也看不到了谁。我不由自主就被裹胁到了人伙子里，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吓得我哇哇大哭，也顾不上怕琴琴笑话不笑话了。能听到妈妈声嘶力竭地喊我小名，但我看不到她在哪里。周围的人挤过来挤过去，不停地大喊大叫。就在又一股人流忽地涌过来的时候，就见有人大喊道：“别挤了！要把人挤坏啦！”同时，这个人一挺身抱起了我……事后，我才知道，这是一位解放军战士，危急关头出手救出了我。
当我回到站在人群外面的妈妈身边时，吓得浑身哆嗦，不住地对妈妈说：“妈妈，我不看电影了，咱回去，咱回去吧。”妈妈望着乱哄哄的人群，说：“也不知琴琴她娘儿俩咋样了？”我们又等了一会儿，就回到招待所。
或许是受了惊吓，也或许是真累了，我倒头就睡。等我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我一骨碌爬起来就往外跑。妈妈问我干啥去，我说找琴琴呀！妈妈就抹开了眼泪。
原来，昨晚上，电影场子外面挤伤了不少人，琴琴就是其中一个。现在，她还躺在县医院，昏迷不醒。
我盯着妈妈，愣住了。
（五）
打那以后，那个笑嘻嘻地露着豁牙喊我“皮皮哥”的琴琴不见了。等我见到从医院回来的她以后，大惊失色——她变成我不认识的模样了：斜着眼睛，流着涎水，只会冲着人傻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