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一）广州有个石牌村（二） 深圳打工纪
（三）广州应聘纪（四）广州打工纪
（一）：广州有个石牌村
序：（广州天河石牌村，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国内最早最大规模的城中村）笔者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南下广东时，曾在此地被困留一年有余。
回忆起在石牌村里度过的那些日子，和所经历的种种件件。虽已事已过迁，时过多年，但那段难忘的经历，对心灵的冲击，对灵魂的洗礼，对人生的磨练都是刻骨铭心的，在茫茫人生的历程中，留下了永远不灭的痕迹。
九十年代初的广州，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当时市场经济已逐渐完善，新思想、新观念与日一新，南来北往的人们各自怀着不同的梦想，源源不断地涌向广东，南下潮，风起云涌、气势蓬勃、波澜壮阔。
广州是一个极富包容性的开发性城市，充满了精彩与神秘。你随意之间就可以看到它生机勃勃、奢华多彩的一面，又能很快地尝受到艰辛困惑、痛苦无奈的另一面。那些从四面八方来求职、谋生的漂泊者、充满幻想的淘金者、寻求发展的追梦人、为生存而艰辛奔波的人们。在那囊中羞涩的无奈之时，这个挤满平民百姓的城中村，会以它巨大的包容性收留了他们。让他们能轻易地寻到一个临时喘气的落脚之处、暂息之地。
广州天河石牌村，当地人称为贫民窟，万民窟，当时汇集着全国各地来广州实现淘金梦想的各色男女，据说，在这块4.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常驻流动人口约有30余万人。广州流动人口有三分之二在天河，而天河的流动人口三分之二在石牌村。在这个极为复杂的特殊人群和特殊的环境下的弹丸之地上，日日夜夜不断的演绎着不同版本《七十二家房客》的故事，承载着几多人群的喜、怒、哀、乐与梦想，释放着他们各异各色不同的情怀。
当时的石牌、三元里及火车站并称为广州的三乱，石牌却是为最，集黑、乱、黄于一体。石牌村的黑，还表现在它村子里终日见不到阳光，如住在石牌村的话，你总是不知道是时间了，当一觉醒来，只有看了表才知道是几点。石牌村的乱名于两点，一是道路、房屋布局的乱，初来咋到的人没有不迷路的。有说，如果当年鬼子进了村，就如进入迷宫，让他有进没出，一举便可将他歼灭之。初来的租客没有一个不迷路的，就是住了二三个月，也会常常走错了路，闹不好还要绕一会才能找到自家的门。二是治安的乱，如果你家没被小偷光顾过，那说明就不是石牌村了；屋屋好似“侧目莫敢过其门”的“新龙门客栈”。村里每条巷子两边都是商铺、饭店、酒楼、士多、发廊、大排挡的夜宵、喝啤酒吃炒田螺和烧烤的人们灯火通明、通宵达旦。小巷子里的街道上，不分昼夜地挤满了匆匆穿梭的人群， 站在石牌村的村口向里面张望。弯弯曲曲的巷子里全是涌动的人头，巷子两边有两道华丽的“风景线，”一道是数不清的天南海北小吃店，门前灯红酒绿的招牌和大大小小的发廊。一道是穿着质次价廉的时尚服装，衣着暴露，千姿百态的站街小姐，自然分成左右两行，一个挨着一个，一眼看不到尾。
城市现代化的建设，让那些祖祖辈辈以农耕为生的郊区农民如梦幻般地获得了上天的恩赐。一夜之间突然改变了自己贫穷的命运。租赁房屋成了本土村民的丰硕收入，城中村中奇形百态的“握手楼”“亲嘴楼”滋润着城市现代化的建设，也在为那些廉价的劳工和外来人群提供廉价恶劣的生存空间。
为了更多的出租房子，石牌村的村民把所有能盖房子的地方都盖起了楼房，楼房密度之高，全国罕见，村里面，一年365天，天天有人拆房子，天天有人建房子。 所建的房子已经不是“楼挨楼” ，准确的说是“楼贴着楼”。楼高的有十层左右，低的也有六、七层。高高低低的楼房紧紧地贴在一起，楼和楼之间的距离只有20公分，甚至是10公分。很难能想象出来这样的楼房是怎么样盖出来的。开着窗户，一家说话，几家听，几下就能从窗户之间越过去。巷子里的街道很窄很窄，大多数街道只能过一个小推车，有的街道真正是“擦肩而过”。最宽的“逢源大街” 也就不过三、四米多。走在石牌村里的街道上，暗无天日。抬起头。只能看到头顶上从前至后的一道狭窄白光，分不出东南西北，也看不到阳光，来回转上两圈，只会觉得头昏脑胀，心闷气短，眼睛发花。要是能从空中往下看，村里的巷子密如蛛网，弯弯曲曲，条条相连。不管是春夏秋冬，任何时候。路面永远都是湿漉漉的，街道上都是泥泞和水，很少有干的时候。到入阴雨季节，靡靡的雨水似春蚕抽丝般慢慢吞吐，把整个村子浸泡在一股湿润膨胀的“气袋”里。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铺天盖地的腐烂气味，但奇怪的是，不管下再大的雨，积水一下子淹过了脚面，甚至快到膝盖，雨一停，几分钟后，积水就会排的干干净净，从没有听说房屋被水淹过。
石牌村是当时全国高学历人群居住密集度最高的地方，同时也是全国文化水平最低人员居住密集度最高的地方。 石牌西路汇集着广州电脑城、天河电脑城、太平洋电脑城等华南乃至全国知名的IT商城，常年住着近十万IT界的精英。 与石牌岗顶不远便是广州的地标中信大厦、天河体育中心、天河城、天河购书中心、南方人才市场等。紧挨石牌东路便是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知名大学学府，在石牌村里居住的大多是周围电脑城、公司写字楼、商企的职员、也住满了在周边酒店、KTV/桑拿中心上班的小姐。 还有那些夹着文凭充满幻想来自全国各地的应聘者，他们天天一群一群的来，天天一群一群的离去。如果你在牌坊口站上几分钟，便能看到拖着大把行李的人进进出出，他们带着理想来的，也许是带着遗憾离开了，还有哪些被打破了铁饭碗，买断工龄沦落为城市贫民的下岗职工。更多的是那些来自北方走出山区，离开田地，双手空空及无一技之长而又渴望成为城市人的农民和他们的儿女们。还有那些因各种各样原因不得不远走他乡的人们和社会边缘人。在现实社会中，处处是铜墙铁壁，一不当心便是头破血流，绝大多数的人们都以不适应环境为由而撤了回去，也有那些付出了艰辛与痛苦，承受住现代城市生活的高压力、高节奏，适应了它，并就此走向了“成功”；在一个资料上看到，知名的歌手汪峰、网易CEO丁磊、某知名画家早期都在石牌村居住过。
广州人把不讲粤语的人都叫做“北方人，”不会讲粤语，出了城中村就会与社会无法沟通，几乎是寸步难行。但城中村里有90%以上的“北方人”。讲的语言包罗万象，有普通话、客家话、潮州话、湖南、湖北话、四川话、云南话、东北话、新疆话等等、等等。全国各地的绝大多数的语言、方言在这里都可以听得到，甚至有操着津巴布韦英文的黑人也在里面瞎转悠。讲得的话是八大方言，南腔北调。吃的也是包罗万象，要啥有啥。酸辣苦甜、清香淡咸，东北的羊肉饺子，重庆的麻辣火锅，兰州的牛肉拉面，天津的狗不理包子，广东拉肠粉等等、等等，就是西安的凉皮，陕北的洋芋叉叉也是能找得到的。
南来北往人，天天有退房走，天天有来人住。收购、出售旧家具，旧电器的生意十分火爆，要走的人，火急火燎。见钱就卖。入住的人，住了进来就要用，反正用的时间不会太长，能用就行，不挑不拣。一个旧货店的老板得意的说过，有件旧电器他已经收了三次，卖出了四次了。
石牌村里的生活成本，低的可以容忍和接纳任何一个刚下火车，身上只有分文的漂泊之人。村子里最简易的房子租金可以按天支付，最低廉的饭食可以以元、角计算。在走投无路时，不用出村就可以学到混口小饭的生存技巧。倒卖个水果、甘蔗，出租个影碟、旧书刊。甚至站在村口，为初来咋到的人，中介上一间合适的住房，提提行李，搬搬东西，也是都混上一碗饭吃的。要是真能扎下势，提上一个蛇皮袋，去拣那些满地丢弃的矿泉水空瓶，就能每天过上“食宿无忧”的生活。我曾遇到过一个，惹了点麻烦，躲避在石牌村里的李姓陕西人，在无力再支付房租和饭钱的情况下，在街边摆个小桌子叫卖起陕西凉皮，也维持了一段时间的“惨淡的生活。”
当时，石牌村里的人们，如同从四面八方飞来借居于此的众多候鸟，息息一时。不管是在做什么生意的人，还是寻求和等待机遇的人，还是在无奈之中被困留此地的人，他们都在为了自己的生存，每天忙着各自的营生，蜂忙蚁走，早出晚归，匆匆擦肩而过，无暇顾及对方，也从不驻足互相张望。他们唯一共同的愿望就是希望，希望有那么一天，可以“有尊严地”飞离于此地。（后文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