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下乡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两年中，一直住在民兵排长家隔壁的那间木板房小屋里。
在仅靠水塘的右侧土坡上，有一段用大卵石和青石板碎块构筑的台阶，沿着这段斜土坡，走完这十几步的台阶，穿过一个只有半边门框扇的大木门，（这樘大木门，在我的记忆中，似乎从来就没有关过）进门以后就能看到院落里有将近四十平方米不规则的大小石板铺就的小天井地坪面。是房主经常用来作为翻晒农作物用的嗮坝。
嗮坝旁边的周围，有几颗两丈来高的大桉树，我们利用树干为中心，把从稻田里收回来的干谷草，一层又一层、一圈又一圈地堆放在树干的周围，堆积成五六米高的稻草堆，这些干谷草拿来做烧水煮饭的燃料。这些干谷草经过燃烧后所形成黑灰色的粉末，也就成为我们常说的草木灰，这种草木灰是农作物生长所必备的肥料。每年农历春分节以后，这些草木灰就是我们社员向生产队做投资的肥料。年底根据各家各户投资草木灰的数量进行结算分红的。
嗮坝的中间还长着一颗五六米高的李子树，在李子成熟的时候，我们经常拿着一根长竹竿，悠然自得地敲打着结着李子的树枝，这位民兵排长那三个孩子，围在树下转着圈，蹲在地上争着抢着，把掉落在地下的李子捡起来，一个劲地往衣服包包里揣，往各自的嘴巴里塞，看着孩子们一边横擦着黑黢黢的鼻子，一边不顾一切蹲在地上，捡着掉在地上的青皮李子，一边还不住地往嘴里塞，那几幅天真无暇的淘气样，我们不由得哈哈大笑。
这个院落的房屋布局呈Г字型，用穿逗式圆木框架结构连接而就，它的西南角是我的厨房，厨房里面非常阴暗潮湿，一般生人来到这儿，刚进门都会明显感觉到，眼前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见，必须要用手扶着门框。站在门口原地不动，稍微稳定一会儿之后，才能模模糊糊的辨别出厨房里的大致陈设。原来的房主人在靠近灶台的地方，放着一张非常矮小的小长条桌子，权当是我的饭桌。饭桌旁还有两三个水桶般大小的树墩，就算是我们吃饭时坐的木蹬子。还有一个占地面积超过两平方米的大灶台。紧挨着这个灶台前面的，是一个用青石板砌成的长方体大水缸，这个水缸的容积很大，一次能装满5担水。水缸旁边的墙板上挂着挑水用的一副扁担。仅靠着这个水缸的小柴门左侧，摆放着挑水用的一双木桶。我每次挑水都是挑5担水，这样在通常情况下，我可以连续用三到四天。穿过那个小柴门，就可以看到沿着小木屋外墙斜靠着一捆又一捆的干桠枝柴草。
我的寝室紧靠着厨房。房门上贴着一张“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大红标语，推开房门，屋里一片昏暗，借着从木板墙缝透进屋来的微弱光线，可以看到屋门口的地方有0.2米宽0.4米长的地方，木地板已经腐烂断裂，住进去以后，我用两块小木版摆成丁字形，搭在上面。不知内情的人到我这里来经常会一脚踩空，这也许算是我当初基于防盗的一种保护措施。
屋里有一张简易的大木床。门对面有一个宽不到一尺半，高不过半尺，带着小木方栏杆的推拉式小隔栅木窗。
透过这扇小木窗，可以看到远处的梯田、丘陵、山坡和更远的高山险峰。要等过了下午两点以后，一直到黄昏以前，阳光才能照进我的小木屋。窗户下摆着一张房主放在这里的小条桌。
桌上放着我的饭碗、喝水的杯子，一盏用红岩牌墨水瓶改装的小煤油灯，一只手电筒，还有一个小闹钟。当然还得要摆上一套当时很时兴的《毛泽东选集》。小长条桌对面，靠着门口的地方放着一个大竹背篼，板壁墙根下摆放一个矮矮的装着粮食的木箱柜。装着我的粮食和蔬菜，柜子上面的木板墙上挂着斗笠和蓑衣，房门背后放着我那把五斤重的锄头。
在这个小木屋里，白天还没有感觉到什么可怕，但是一旦到了深夜，我就能经常清晰地听到，在我这木板房间的头顶阁楼上，几只老鼠飞快地来回跑动着，相互厮打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尖叫，我不得不经常在半夜里，爬上小木屋的搁楼顶，弯着腰挥舞着木棍，在楼顶搁楼上快速奔忙着，和这些老鼠展开激烈的战斗。对所有的角落噼里啪啦给它一阵狂轰乱打。每次战斗结束以后，房顶阁楼里都会被我弄得一片狼藉。
大概过了半年以后，我正在厨房忙着做晚饭，偶尔发现有五六条两三厘米长黑色的灰尘，突然打着卷先后落在锅灶前长条饭桌上，我抬头一望，只见屋顶木梁上盘饶着一条约有两米多长的大菜花蛇，蛇身是浅黄绿混合色的，它的嘴里吐着那条带着分叉长须的红舌头，两眼喷发着绿色的光，缓缓地向着四周打量着。
当时我害怕极了，为了不惊动它，只得蹑手蹑脚地退出了厨房，找到隔壁的民兵排长，请他帮忙，要他赶紧搞快点，无论如何也要把帮帮忙，这条充满恐怖色彩的青黄花蛇赶快弄走。
民兵排长没说二话，立刻赶到了我的厨房，瞪大着双眼仰着脖子，仔细地看着房梁上的那条蛇，认认真真地观察了好一阵，他终于高兴地对我连连说道：“这下对了，这下对了，你再也不用着深更半夜地爬起来，去跟那些老鼠打仗了。这种蛇没有毒性，它是专门以吃老鼠为生的，但是你可千万不要去伤害它。只要你不去伤害它。它也绝不会伤害人的。”
果然，从这以后，我的小木屋就清净多了，老鼠来回跑动和相互打斗的撕咬声倒是再也听不见了。但我每次上阁楼里取柴草的时候都必须要认真观察好一阵，在确定没有蛇的情况下，才敢从楼顶阁楼上把柴草扔下来。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不是万不得已，我绝不敢轻易动用阁楼上的柴草。
这个小木屋的另一个出口路旁，有一个5~6平方米的小堰塘，里面是房东民兵排长栽种的几十颗高笋。洁白里夹杂着绿意的高笋苗钻出了水面，出自淤泥而不染，留给人们无限遐想。这位排长告诉我，这里的高笋不多，一般情况下不要去摘它，等到有肉吃的时候，就在小堰塘抠几根高笋来做配菜。堰塘旁边的泥土田坎路上铺了四块青石板，我们经常在这里磨锄头和镰刀。当生产队里偶尔分肉时，我就从这个堰塘边掰两三根来炒肉片。自己做的高笋炒肉片，味道现在看来的确不怎么样，可在当初能有肉吃已经是不错了，不论如何毕竟可以解一回馋。
在这个出口的旁边，是房东民兵排长家的猪圈，里面喂着两条猪，为什么只有两条，多喂几条猪就不行吗？在当时，绝对不行。没有哪个敢多喂，在当地当时有个土政策规定，每家人喂的猪在两条以内时被允许的，是社会主义，喂猪凡是超过了两条，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超过部分的猪就会被没收，就会被拉去开批斗会。每家每户喂的家禽类动物不能超过三种，每个品种数量不超过四只，喂养牲畜禽类种数凡是超过了三种，单项品种数量超过了四只的，都要拉起去被批斗。谁也不敢去冒那个险去踩那个地雷。那时候，如果哪个家里有一个人挨批斗，一家人都抬不起头来，他们的亲戚朋友在政治待遇上都要跟着受牵连。
靠着猪圈的是牛棚，里面拴着一头耕田用的水牛，这牛是生产队的，生产队里没有集中饲养耕牛，由生产队把牛交给队里的社员喂养，队里面统一安排使用，牛粪就作为有机农家肥向队里投资，用当地社员们一句通俗的话来说：“牛脑壳是生产队的，牛屁股是社员的。”
当我搬进这个小木屋的当天，就发现这么一个情况，我的窗口外面是一片陡坎，陡坎立面上长满了野蕨藤和杂草，泥土表面长满绿色的青苔，陡坎上面是一块很大的水田，这块水田的田坎就在我的小木屋窗口前转过一个小弯，再向后面的高山深处方向延伸，站在窗口前，我就能感觉到；这水田的田坎上沿与我眼睛的视觉水平高度差不多。这在这转弯处的陡坎侧面上，斜长着一棵弯弯的黄蜡杆枯树，在这棵黄蜡杆枯树的下面，有一块面积大约有六七平方米的三角形斜坡空地。与我的小木屋窗口直线距离不超过两尺。站在窗口前伸出手臂，我的手指就可以触摸到长在这块空地陡坎边沿的野草叶稍。
我的房东，是这个生产队的民兵排长，他的确曾经不止一次地告戒过我，这块地是二队的。可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这块地不管是一队、还是二队的，反正也一直是荒芜着的，谁都没有用它，地面上已经长满了杂草，已经多少年没有人种了，看着这块地就这样长满荒草，实在是太可惜了，既然别人都不用，那我不如就干脆把它开出来，不论栽种点什么都挺好，至少可以算是打扫了环境卫生，起码在夏天里，少点蚊虫咬。于是趁着赶场回来有个好心情，高高兴兴地拿着锄头来到这块空地，不大一会儿功夫就把这块地挖了一遍，然后把大块泥土用锄头切细，铺平，在旁边整理成一个小小的排水沟，在民兵排长的热情耐心地指导下，我在这块地里种上豌豆、胡豆、扁豆，又栽了一些小葱和蒜苗。等到了五月份，这些东西都可以弄来吃得了。
一天中午我收工回来，突然发现，这块地里到处都是人和牛的脚板印，所有的蔬菜嫩苗都被踩得七零八落。民兵排长的一个五岁、一个三岁的小女儿和刚会呀呀学话的小儿子，她（他）们三个人围着我，脸上都挂着满脸惊恐未定的神色，横擦着鼻涕叽叽喳喳地向我诉说了好一阵。
我费了老半天劲，终于才算听明白，这几个孩子叙述的大致内容，总算是弄明白事情发生的大概经过。
可以肯定，这是二队队长领着人牵着耕牛踩的。我顿时火冒三丈，纵身一越，翻上这块地后面的陡坎，跑步到了二队，很快就找到二队队长。
这位队长一看我怒气冲冲地走进大门，脸色非常不好看，马上给我搬过一个小凳子让我坐下。急切地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提高了嗓门，大声武气地向他发出连珠炮般地质问：“啥子事？你自己干得好事，未必自己还不清楚吗？平日里，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如何？不能算坏吧？既然我们两个是往日无冤今日无仇。今天，你为什么突然带着人，把我栽种的菜地都给踩平了？”
二队队长满脸疑惑地回答道：“今天上午，我的确是带着人踩平过一块菜地，那是因为公社领导曾经多次指示，要严格坚持割资本主义尾巴。其中就有一条硬性规定就是，社员一律不准私自开荒种自留地。不论任何人，谁违反了都要重罚。随便哪个也不能违反。我也只是带着人把地踩了，还没有说到要给哪个啥子处罚嘛。”
我连珠炮般地反击道：“我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这儿来的。那块地是在我的窗户根底下面开出来的荒地。它是犯了哪家的王法，你凭啥子带起人给我踩了。我就不相信，你不害怕承担那个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骂名？算了，算了，我也懒得和你说那么多了。走，我们马上一起去见大队书记！”
话刚说到这儿。我猛地站起身来，双手拉着他的胳膊，使劲拽着他就往大门外边拉。
这一下，二队队长立马慌了神儿：“慢点儿，慢点儿，小石，小石，我跟你说，你等一哈，等一哈，你听我跟你说嘛，说实话，我真的不晓得，那块地是你开的。当时如果我要是晓得，那块地是你开的，无论如何，随便咋个讲，我也不可能带起人给踩平啦。你千万千万不能拿到大队和公社去说哈！千万说不得哈！”
此时此刻的我，开始得理不饶人，愤愤不平地继续说：“你想要我不拿到大队和公社去说，不是不可以，那你看该咋个了结这件事情？”
二队的队长拉着我的一只胳膊，陪着小心对我说：“这样子，我认赔。我赔给你二十元钱，现过现，马上给现钱。你看咋样？”
听到这句话，我顿时感觉到眼前直放光，从小长到大，特别是在69年，我从来就没有一次性地从外人的手上拿到过二十元钱，当时的困境也的确到了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的份儿上，也就只好点点头表示默许了。
两天以后，二队队长亲自带着几个人，把已经毁坏的菜地重新开出来，按照原样把菜地重新给我恢复了。
两年以后的1971年1月，因为工作调动，我离开了这个小木屋，2002年的冬天，又回到了我的第二故乡，鉴于当地政府实行封山育林。整个生产队集体搬迁，所有的农家住户都离开了原有住址。站在一片高高的丘陵顶边沿，举目远望过去，我看得非常清楚，当年我住过的那座小木屋，已经被一片断壁残垣和残瓦碎砾所取代，在这个世界上，它已经不复存在了。
但是那个小木屋却永远烙在我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