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和蟋蟀罐让一辈一辈的中国人钟爱不已。世代以来，名虫佳器所演义的动人故事就象是散落的珠子深深嵌于岁月的长河之中。
草根的蟋蟀罐，它不但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伺侍器皿，又实实在在的是一件浸润着田园气息的艺术佳品。它的俗和它的雅一样令不同视角、见仁见智的痴迷者其乐陶陶。
蟋蟀罐的戳记浓缩了宽广的人文内涵：它们中有作者和持有者身份、品味的表达；也有窑场和作坊字号、年号的告白；更有宣泄意境、抒发骚客之情的诗句，不一而足。从遥远的“御圣促织”、“吾爱吾庐”到当今的“九河大器”、“幽隐青衫”、“傲蔑王侯”。款识与戳记让小小的蟋蟀罐更加雅趣横生、仪态大方，它特有的魅力与生机将长久地影响我们对自然的感受、丰富我们的内心。
蟋蟀罐除少数出自皇家御窑场的瓷货外，大多是出自民间作坊之手的泥罐。工匠们殚精竭虑、锲而不舍地劳作、拮取了丰富的经验。但由于受到世俗价值观的束缚，他们彼此守口如瓶。就连明末的万里张、康熙的赵子玉以及后来的连辅鸣、二合、老起等被后世彪炳的大家也未曾留下有关他们技艺的只字片纸。保密似乎成了被人们默认的行业潜规则，至今仍无改变。匠人之间的门户紧闭，使得这原本土陶的罐罐平添了几多神秘。虽有悖于艺术的美好，却也无可厚非。各家各派、南北呼应不正是蟋蟀文化的盛世之景吗？
蟋蟀罐的烧造既在本质上属于中国传统窑业的一部分，当然也离不开“一火、二料、三工”的讲究。
一火。陶艺是水与火的艺术，窑炉是窑业最重要的设备。自古以来，无论官窑、民窑都自诩本行业的从业者是“火里求食”。谚语说 “好火遮百丑”、“火好、货好天下走”。窑业各技术行当的报酬也全依此序列制定，烧火的统称“大把式”，拿头份；坐的“二把式”次之……。各地窑场多在窑门大楦上方写有“老君在此”字样，更有甚者在建窑之初或每每点火之先，都要向“太上老君”焚香祭拜、燃放鞭炮。火之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陶艺的创作不象书法、绘画点墨点金、一气呵成。陶匠在作品中所注入的所有心血终无法逃避水火雄关的检验。纵然天工之巧，不经火的历炼也只能是一声叹息。火在窑匠心中的神圣与神秘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料。说得是料的精选、细制。一只上品的罐子必由上好的泥质决定，所谓泥质涵盖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不只料选得精，还要经独到的制备，除风化、崩解、电解过浆、脱水、反复脚盘之外，更要潜心揉制――压花、脱气、菊揉、均合，最后制团。谚语中说的“揉泥汗如豆，艰年也不愁；泥揉百遍硬似铁，清火混火烧不裂”。好的泥质更是揉出来的，此言绝不为过。泥揉得到家才能使罐子呈现一流品相。
三工。工包括器型设计、拉坯、干燥管理、修饰、刻绘以及出窑后的上底、盘煮等。工的价值在于精，更在于情。“心高于法、情高于手”的艺术表现理念是东方文化艺术的精髓，也是鉴别一件艺术品自身品级的终极尺度。因此，艺人学养的积淀、心性的历练是能否驾驭泥土的根本功课。特别是拉坯，它与泥条盘筑同样是一门古老的技艺。陶上的泥团在离心力的作用下随双手反复拉起、压下，除增加了泥料的熟化外，还促使泥料的微粒随器型结构顺序均匀排列，既从根本上消除了坯体的内应力，又确保了极高的气孔率。在一件件亲手拉制的水坯面前，人似乎超越时空、身在永恒。
蟋蟀罐的生态功能应是技术与艺术二者完美结合的产物，其中文化的因素不可小觑。与造龙文化的沿革决定了“龙子”一律穿龙袍一样，帝王的蟋蟀也只有用磁罐的份了。至于蟋蟀们的感受却免不了让深谙虫道的人叹息。御窑场不会为布衣百姓烧罐，同样不可能为他们提供手艺，所以世代爱虫的赵钱孙李们只有自己操刀。一些有条件的所谓大户干脆托本地窑场代为烧造，也有自己成坯后求窑场搭烧的。据传康熙朝当时的内务府养心殿找到生性安静、气质儒雅的宫廷玉石匠赵子玉为其造盆，那些掺进珍贵的玉石粉末、质地细腻的罐子就是民窑烧制的；还有北京北通州的布二旗，那里的樱桃窑烧制的“喜鹊花”，“鬼脸儿青”，也是后来人们养虫与玩赏的选择。罐子的生态性能和质地差异真称得上是百花齐放、各具色香了。
蟋蟀罐有着严格的标准：以普通素罐为例，它必须经过以下物性标准的检验：一，出窑冷却后对舌尖有吸附感、滴水速干而无痕迹；被水浸透后，正常天气条件下能放置三日不干。二,内外无明 暗损、器型工整舒展均匀、质地疏松、内膛宽阔、火候过硬、外刚内柔不容易磕损的“粉胎”制品；值得喜爱的罐子通常由白芦根、甘草、生地黄和阳起石等煮成，而非一味的茶老货。三，罐子的包浆不会随盘煮迅速出现，而是在自然放置中逐渐由内而外、由发散形渐变成内敛形且富有饱满透润的玉石光泽，手感清凉、绵软可人。
蟋蟀彩罐的标准除具备以上素罐标准外还要整体器型优美、画面工整、物像灵动、比例合理、章法得体、刀口遒劲流畅、穿插迎刃各有交待且款识清晰。兼具以上品质的罐子不但有良好的实用与观赏性而且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光阴如水、千年易逝。艺人们一代代悄然逝去，只留作品在人间。当人们痴迷于一件件成为古董的艺术佳品时，切莫忽略了那些饱含精神价值的传统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