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7月下旬，是我下乡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的第七个月。乡下的田野里到处是一片望不到边泛着青黄色即将成熟的水稻，广阔的田野上，到处散发着稻谷已经灌浆的清香气息。此时正是农闲时节。
这天逢场，我回到生产队里，就遇上我们学校里的几个知青赶场回来，路过我们生产队，聚在我的小木屋里打平伙，厨房的大锅里，乱七八糟地煮上一些刚成熟的玉米，在加上一些土豆，我也忘了问那两只鸭子是谁拿来的，反正都在一锅烩，再填点煮熟的胡豆和花生。还有人从光荣五队（黄庙场，除了在上山的出场街口，开始爬坡的地方，倒是有一个三人多高的青石雕刻的十字架，除此以外，我再也没见过什么庙。这个堪称黄庙的庙址究竟在什么地方，至今仍是一个谜。据传说多少年以来，这个地方的小地名，一直就叫黄庙场。至于为啥要叫黄庙场，一直问不出个所以然。）的代销点弄来一些烧酒（当地小作坊自产的原度酒，八毛钱一斤），大家开开心心的围坐在小长条桌前，美美地聊着天吃着晚饭。
大家都是从一个学校里出来的同学和校友，又是一个公社的知青，彼此之间一直都很熟悉，谈起知心话来也是无所顾忌地滔滔不绝。我们一边吃着饭，一边喝着酒，一边漫无边际的追述着学校里曾经发生过的那些点点滴滴有趣的旧闻，一边谈论着我们知青的未来，议论着社会及国家的将来，更多的是在探讨着我们知青自己将来的命运。不知不觉地就到了深夜。
此时此刻，一个同学突然把话题转向我的好朋友陈永华，在我的小饭桌上，那个知青绘声绘色地描述着陈永华下乡的大致经过。我总算是得到了陈永华的确切消息：
原先他在学校，和我一起，同时报名随着学校统一下乡到洪雅，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并且分到一个生产队。他回家以后，就把学校知青下乡的安排情况给他父母讲过了，他的父母却以陈永华的眼睛视力不好为理由，不要他下乡，先把他弄到重庆老家住上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到成都，后就一直躲在家。
他真正算得上是个乖孩子，在这段期间。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带弟弟妹妹，帮家里做家务，买菜，啥活儿都干，就是不下农村。
学校里的工宣队、解放军军训团、校革委会的领导，还有街道上的干部们，他们真正地兑现着诺言，做到了要花大力气。长期以来，几个月如一日，坚持不懈地向陈永华的父母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动员，他们每个星期都要去两三次，轮番不断地到他们家，不厌其烦地给陈家父母和陈永华做动员，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重大意义，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最终目标就是，要动员陈永华下农村，接受再教育。
陈永华父母单位上的人也经常派人来做陈永华父母的思想动员。
陈永华弟弟妹妹的学校，也跟来凑上了热闹，组织一帮中学生们，隔三差五地来到陈永华的家门口，敲锣打鼓地动员陈永华下乡。
在那段时间里，陈永华的全家，基本生活顺序完全被打乱套了，由于长期以来接连不断的精神疲劳轰炸，弄得陈永华一家人实在是招架不住了，万般无奈，被迫同意要陈永华下乡当知青。
但当年洪雅罗坝公社的接收知青指标已经完成，陈永华不可能再来罗坝公社当知青，也就只能服从分配，被胸佩大红花，拉上大卡车，敲锣打鼓地送到洪雅县的联合公社当知青了。真是躲得到初一，躲不过十五，陈永华躲了整整七个月，还是没有躲脱那个当知青的命运。
早晓得当知青是躲不过嘛，那当初还不如不躲。至少还可以落得个积极下乡的好名声。
得知了这些情况，对当时不辞而别离我而去的这位好朋友，此时此刻，在我内心里，也分辨不清楚：到底是同情他的成分多一些，还是解恨的成分更多一些。听着那个同学绘声绘色的描述，看着他随着叙述而发生的面目表情变化，心里真是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言语来描述此刻心情……
就在这时候，就听得生产队长突然在很远的山岗上用力呼喊着什么，我的隔壁房东民兵排长立刻奔向我的小木屋旁边的小田坎高坡上，仔细地听了一阵。也同样非常大声地回答道：“晓得了，我们马上过来。”
说话间就来到我的房间里满脸严肃地说：“刚才接公社通知，在光明大队发现了空降特务，公社要求全体基干民兵紧急集合，立刻前去增援。马上出发，大家都带上长短武器。”
我这时候真的有些慌神了：“要抓特务，还要带武器。我们哪儿有啥子武器嘛？”
民兵排长脸上带着一丝笑容，胸有成竹地说道：“武器，在你的门背后就有嘛。”
我慌忙拉开房门，从门后抓起那把5斤重的锄头扛在肩上，就跟随着民兵排长，一路小跑步来到生产队的库房，生产队里的全体基干民兵都在这里集结完毕，民兵排长带队，我们这队基干民兵在皎洁的月光下，如同离玄的箭，沿着田野间一条蜿蜒起伏的石板路，向着光明大队快速运动。刚才和我在一起吃饭的那几个知青，也从我的小木屋里拿出扁担，砍柴的长木柄铁弯刀、拎着绳子等家什，主动参加了今天的特别行动。
这时候的深夜，伸手不见五指，在我们基干民兵行进的队列里，有拿手电筒的，有举着火把的，所有的人手里都握着一把锄头或者是砍柴用的木柄铁制大弯刀。
越靠近光明大队，我们愈发感觉到当时气氛之紧张，大家都非常清楚地看到，光明大队各个路口和每一条田坎小路，都已经被手持弯刀的基干民兵们严密封锁了，不论任何人，只许进，不许出。
还有来自不同大队和生产队的基干民兵，从各个方向正在源源不断地飞奔光明大队，整个原野的夜空，到处晃动着手电筒照射出耀眼的光亮，还有那无数用稻草拧成的燃烧着的火把光亮，把整个大地都照亮了。这时候只见光明大队背后的高山上，也出现了一条又一条的火龙，从山上往山下飞速下降。
公社武装部的周部长站在里我们不远的一个田坎路口上，大声地指挥着，“大家尽量往前靠，缩小包围圈。”
这时候的包围圈已经压缩到与那棵大树直径距离不足50多米的圆形空间范围。以这棵大树为中心，形成的包围圈愈来愈厚，可以这样说，方圆5里路以内的所有路口都已经被封锁起来，别说是人了，就连一根虫子也别想爬出去。
就着夜间手电筒和橘黄红色的火把光亮，远远望过去，只见那棵大柚子树的树枝下挂着一团白花花的东西，树枝上还有一个人拿着想必是手电筒之类的物体，一会儿往天上照照，一会儿往地下照照。
因为是夜间，情况搞不清楚，谁也不能贸然行动。公社武装部的周部长下达了命令：“大家原地坚守，任何人都不要擅自行动。等到天亮再发起攻击。”
于是以这棵大树为中心的包围圈愈来愈厚，往这里聚集的人愈来愈多。看样子，全公社所有的基干民兵，大概都聚到这里来了。在场的所有人耗在这棵大树的周围，整个光明大队处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之中。充满着一触即发的火药味。各自为了显示坚定正确旗子鲜明的阶级立场，谁也不愿意休息，大家已经都和这棵大树上的人较上劲了。
这时候的天，已经麻麻亮了，大家的确都看清楚了，这棵柚子树上确定就只有一个人，于是乎大家也就顾不得再等周部长下达进攻的命令，有很多人纷纷从地上站起来，挺直了腰，向着那棵柚子树蜂涌而上，主动发起了冲锋。大家七手八脚地冲上前去，有三五个人迅速爬上了树，越来越多的人冲到了大树底下，结结实实地靠近了目标，没有费多大的功夫，树上的那个人就被抓了下来。
当一大群基干民兵一路上大声地呼喊着，押解着这个人从我面前经过，我看了被押解的那个人一眼，突然忍不住笑了，有不少人问我“你在笑啥子？”此时我已经笑得喘不过气来，根本顾不上回答任何人的问话。
和我一起来的那几个知青也忍不住都笑了。
看着那群基干民兵把这个人押到周部长面前，不一会儿我就听见，周部长情不自禁地也发出了无可奈何的苦笑声：“你这个狗特务算是把我们坑苦了，看我以后该咋个收拾你。”
原来这个人（当时被当成了特务）我们都认识，只不过就是成都28中下放到光明大队的一个知青。他哪儿算得上什么特务，而且还是一个空降特务。这误会弄大了。
既然他是个知青，又为什么被当成了空降特务呢？
原来，这个知青是想趁着这些天队里农闲，回成都去看望他的奶奶，他的奶奶很喜欢吃柚子，偏巧，这个生产队里就有一棵很大的柚子树，而且这时候树上正结满了柚子，柚子也正是成熟时期，他打算带几个带回成都去孝敬自己的奶奶，但又害怕队长不同意。想在晚上偷偷地上树摘几个。
夜深人静以后，他悄悄爬上树，把一个白床单的四个角绑在树枝上，人就站在高一点的大树枝上，先用手电筒照着找树枝高处看哪儿有柚子，照准了爬上去，摘下来，再照照树下的白床单，瞄准了目标，照准了，对着白床单用力扔下来。因为眼睛视力不好，动作不可能快，摘的柚子不多，耗费的时间倒是很长。
大概正是他在树上的一连串动作被夜里起来喂牛的队长看见了，远远望过去，系在树枝上的白床单被看成了降落伞，至于那上下反复照射的手电筒光亮，顺理成章地被当成了空降特务与天上飞机联络的信号。
这位生产队长同志出于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为了充分体现他对党和人民的利益无限忠诚，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公社做了紧急报告。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包括公社所有的领导和大队、生产队的所有基层干部，在阶级斗争大事大非的问题上，谁也不敢含糊，立即通过有线广播进行紧急动员，罗坝公社的全体基干民兵，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以各自的生产队民兵排为单位，迅速紧急集结，连夜急速奔袭包围光明大队。
至于树上的这位知青兄弟。
我想他肯定也就发现了这个如此强大的包围圈，他为什么又不想法逃跑呢？经过审问，我们所得到的答案，那就更令人瞠目结舌。
他的想法简单更让人嘀笑皆非：要等大家都走了以后他才下树来，大家既不走也没有来抓他，那他就利用这段时间再摘他几个，能摘几个就算几个，反正也不能干闲着，不摘白不摘。
这就构成了在全公社范围内抓捕空降特务的人民战争。
和同学们握手告别以后，回到队里，躺在我的小木屋板床上，睁着一双疲倦的眼睛，无聊地望着糊着陈旧报纸的墙壁和屋顶，浏览那些报纸上断断续续的文字，真想找一点儿像样的文章来看看。可就是找不到啊。
下乡期间，我也曾经多次溜进公社的办公室，悄悄地拿几张报纸带回小木屋，如饥似渴地反复翻阅着，我们生产队的知青们把报纸都当成宝贝，互相传阅。最后一个人看完之后，便当做饭引火的烧火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