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我上小学三年级，老师让我们写作文，并叮嘱：要认真，要写好，写漂亮些。
什么是好？什么是漂亮？回家，我把报纸上，书上，父亲用红笔划“杠杠”的词句，都抄到作文本上。因父亲说过，凡是重要的，好的，他都会用红笔，划“杠杠”。比如：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大炼钢铁，人人有责！
挖地八尺抓老鼠，苍蝇蚊子一起打！
放支火箭打麻雀，五年之内超英国！
……
末了，我将父亲枕头下，一个小本本，也找出来，将父亲用红笔，正楷写的话，抄到作文本上——
乡下，村村炼钢铁，炼出的多是废渣。
家家砸自己的锅，都去“吃食堂”。地荒了，工厂变相停工，浮夸风盛行……
我把“写”好的作文，交给老师，等待老师表扬。
第二天，我放学回家，见家里有些异常：父亲在会客室，低着头、面朝墙，一个劲吸烟。母亲，神色凝重，站在父亲身旁。
马老师，也在我们家，她手里拿着个作文本。见我进来，一把把我拉到怀里，将作文本，塞给父亲，说：“明明好学、听话，是个好孩子！”说着，从口袋掏出三颗桂圆，放到我的手里。——当年，这在北方，是很难吃到的。
马老师，1959年年底，回到她的老家——南宁。马老师的丈夫，年初被人告发，说他说“大炼钢铁”坏话，接着，就被打成“右派”，押往新疆。一年后，死在伊犁。
2002年，我到南方写生，专程去看望马老师。我买了二斤桂圆，放到她的墓前，默默对她说：老师，是您，教我第一次写作文，教我如何做人，如何写好，人生这篇大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