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知青的岁月里，在长期的艰苦劳动和生活的磨练中，队长和社员们都把我当成自己的亲人，在生产队里，从来也没有收到过什么精神上的折磨。有时候我们也曾经做过一些淘气的事儿，生产队里的干部们也就是没事的时候，拿来做笑谈，他们从不在背地里给我们小鞋穿。一旦离开了生产队，那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我们当知青的，在农村生产队里干农活干累了，暂时从生产队里回到成都的家里休息几天，过段时间再回乡下的生产队。本来这个问题也不是啥问题，这件事情本身也是无可厚非的事，开始到也没出现过什么特殊的问题。可到了69年7-8月份以后，在我们学校里的知青中间，确实有那么一些人，与当地的公社知青管理部门之间，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由于双方在知青下乡大范畴内，出现了很多具体问题，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及时的沟通和解决，以至于矛盾的积累越来越大，导致以后的问题越来越多，逐步发展到当地农民和知青之间的严重武力对抗。
这些个知青，把在公社和洪雅县范围内没有解决的问题带到了成都市区，成都地区的有关部门又把问题推回到知青下乡的所在地，问题得不到正面解决。事情发展的就出现了的恶性变化。个别的知青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了枪支弹药，造成了危害社会治安的严重影响。成都地区出现了李向阳、瘦狗等知青，他们自己要来管知青的事。与当地解放军警备区的巡逻队发生了武装对抗事件。
还有一些知青在生产队里，由于在劳动和生活上的各种困难，得不到队里的积极支持和合理的解决。生存所迫，到处串队，思想上的问题得不到及时的沟通和解决，个别知青开始把手伸向了社会，学会了偷东西，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制安。给知青得正面形象造成了非常恶劣的负面影响。
据我所知，从1969年的6月以后，成都市各个派出所给他们所管辖的各街道以及每个居民小组发出了通知。不论哪个家，只要是有知青从农村回到城里来，不论呆几天，哪怕是在家只待一天，都要到派出所去登记报告。
在这个街面上一旦出现了什么案子，调查的主要目标，首先就从这些农村回来休息的知青开始查起，街道上的所有知青，只要是从农村回城来探亲休息的，必须要拿着公社开得介绍信，到市区当地街道的派出所去报到，人离开城市返回农村，还要到派出所销号。我记得还是在解放初期和抗美援朝时期，城镇街道上为了防奸防特防匪防盗而采用的做法，现在都被他们用在如何防范知青的组织措施上了。
在成都市区乘坐公交车的时候，我想不光是我，很多的知青都曾经多次遇得到这样令人尴尬的事。
看见公交车快进站了，我连忙跑几步，一只脚刚踏上车门的踏板，正准备上车，车厢里紧靠车门的座位上，就会有一位戴着红袖章的老大爷，他向车厢内的全体乘客大声喊道：“各位乘客同志们，大家注意到啊，又来一个啊。”
车上的乘客们立刻都会爆发出会意的哄笑声，那个笑声不言而喻：大家要提高警惕，各位都好好看着吧，又来一个小偷。大家要留神，刚上车的那个人就是个小偷，上来的是一个贼娃子。
这时候，假设我上了车，车上所有的人都会用异样防贼的眼光盯住我，让我感到特别委屈的冤枉。受到这样的冤枉，跟谁都没法解释。因为大家，无论是谁，都不曾说过我任何不好听的话，但是这种防贼的眼光老是死死地盯着在我的身上，令我感到有十二万分说不清道不明的委屈和冤枉，这种被歧视被凌辱的眼光足以把人杀死。
这时候。假设我收回脚步扭转身不再上车，这位戴着红袖章的老大爷就会更得意提高嗓门，对车厢里的乘客们说：“我的眼光很厉害，只要看一眼我就晓得他是贼，你们都看到了，只要我喊一声要你们注意点儿，他马上就不敢上车，做贼心虚嘛。”车上所有的乘客照样都会带着会心的冷笑，用防贼般的眼光，幸齐刷刷地把我盯住。大家都已经认准了我就是个贼，跟谁解释都没有用。
说句老实话，此时的我，无论我上车与否，在这位戴着红袖章的老大爷眼中，只要你在车门口一出现，那你就是是个偷东西的贼。在他的理论观念中，贼娃子就是知青，知青就是贼娃子。你根本就没法跟他沟通，更不能向谁去解释。所以在市区里，只要一出门，不论路程有多远，我都宁愿走路步行，绝不愿意乘公交车。这句绝不是为了节省车票钱，而是不愿意被别人当成了偷东西的贼娃子。
我们不妨可以倒过来想，如果这位老大爷也有孙子在当知青，不知道这位老大爷否还会坚持这样的理论观点呢？在现实生活里，所遇到的这类情况，绝对不光是我一个人的遭遇，恐怕所有的知青都会多次经受到过如此尴尬的待遇。
据说在洪雅县曾经发生过一段这样的传说：说是乐山军分区的一个干部到洪雅县的一个公社来，检查民兵训练情况，看见这个乡的场口上，站着很多揹着火枪的农民社员，应该是基干民兵。只要发现有一个知青上街赶场，马上就有一个揹着火枪的民兵，紧跟其后。一直到这个知青赶完场离开这条街口，这个揹着火枪的民兵才算是完成任务，重新回到场口，等待着下一个知青进场口。有一个知青，就有一个民兵跟随，如果同行的是两个知青，就有两个揹着火枪的民兵紧紧跟随。
开始看见很多基干民兵揹着火枪在场口集结，还夸奖说，公社的民兵训练抓得很好，自己解决了训练器材不够的问题，用火枪代替训练用的枪支，这样的思路很不错。后来他们终于发现，这些基干民兵是用来对付知青的。是为了预防知青闹事而采取的措施。就严厉地批评了公社的相关部门和责任人。对这些做法进行了彻底的纠正。
记得有一次，我从成都回洪雅罗坝。途中经过洪雅县城，在大街上，遇上了一个洪雅城关镇知青的妈妈，她的儿子正好和我下放在一个生产队，我和他的儿子是住在一个房间，同在一个锅里吃饭。她老人家到我们生产队来过几次，她是认识我的。这一会儿，还是她主动拉着我，热情地把我拉进她家做客。
到了她的家，刚招呼我坐下，她老人家马上就忙不跌地急着推门出去，我不禁有些诧异：“你老人家咋会这么着急，还有什么事？”
她神秘地笑着回答：“街道和派出所里都有交代，凡是知青进了门，都必须要报告。我是居委会的小组长，更要带头。免得以后招惹麻烦。”
我不禁苦笑道“你大可不必去报告了，我马上就走。”说着立刻站起身来，和她打过招呼，道过别以后，匆匆地离开了她的家，出了院落大门。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她家那条街。转过几个弯来到洪雅县城的路口，踏上通往罗坝公社的简便公路……
城里的所有物资供应是按城市户口的人数，按计划凭号票分配的，城里已经不再有我们这些知青的口粮，城里的一切物资供应，都与我们彻底无缘了。
我从农村回到城里探亲休息，要么就是在临离开生产队之前，事先找大队开个证明，背点米到罗坝的二区粮站换点粮票带走。要么是直接从生产队秤点自己的口粮背回成都的家里。要么就是啥也不带，在家干吃父母的粮。父母虽不说什么，可他们的粮每月也都有数的。没有多余的粮啊。我把他们的那份粮食吃完了，他们又吃什么呢？
在那两年里，我深深地感觉到，在农村的生产队，我们算是做体力活儿的农民。在城市里，我们啥都不是，什么也没有。那个年月，想要在城里找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是比登天还要难。老闲在家里无所事事地到处游荡，心里也不踏实。我们这些知青是被城市无情地抛弃了。
我们下乡在农村也同样。比如，我们正在生产队里干农活，外边贯穿生产队的石板路上，一旦有知青模样的人路过，本生产队的社员们立刻围着我，向我发问：“那两个知青你们认得到不？”如果我们说认识，他们就进一步打听，是哪个队的知青？表现如何？如果我们说不认识，他们都会立刻用警惕的目光一起投射到那两个知青身上，防贼似的死死地盯住他们，一直到能够确认那两个知青的确已经离开我们生产队的地界为止。
但凡是有我的同学到我的小木屋来找我，队长或者是队里的其他干部们不论再忙，都要赶过来打个照面，从表面看，是队里的干部关心我，主动和我的同学聊天，表现出队里十分好客，实际上也包含着另一层意思，看看我的几个同学，他们是不是贼，走了没有？
我的房东，隔壁的民兵排长就是这样，每当我的同学来找我，他都会到院子里忙东拿西的，还时不时地向我的房门东张西望地斜看几眼，一直到我的同学离开，他才会从院子里走进他的堂屋。非常明显，他对我很放心，凡是外面来找我的人，他心里实在没有底，那种基于防范的心里状态，我们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闲暇之余我在房间里顺手拿起一把凤凰琴。
